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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烟和灰烬 都是火的兄弟


□ 刘登翰

青烟和灰烬 都是火的兄弟
刘登翰



2006年10月16日下午,蔡其矫做了或许是他人生最后一次激情的演讲。
那天,由北京大学新诗研究所和首都师范大学新诗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中国新诗国际学术研讨会”即将闭幕。主办方派车将正在北京探亲的蔡其矫接来友谊宾馆。闭幕之前,主持者邀请与会的几位老诗人即兴发表演说。轮到蔡其矫,他先是接过话筒站在第一排的座位上讲,座位有点窄,转过身来面对大家不大方便,主持者便请蔡其矫上主席台来。台虽不高,蔡其矫一跃上去,还是蹒跚了一下。他声音有点暗哑,握着话筒的手不时高扬起来,枣红色的夹克也随着一掀一掀地飘动,使他那带着浓重闽南乡音的普通话,更显得忽高忽低。他似乎对新诗的传统谈了一些与某些年轻朋友不大相同的看法,说话的情绪有点激动,话语常常被隐忍不住的咳嗽打断,脸也憋得通红。但他那慷慨激昂地不时高扬起手的样子,却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之中。
这使我想起上世纪50年代初第一次见到蔡其矫的印象。1953年,蔡其矫离开丁玲和公木主持的文学讲习所,以一首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长诗《在悲痛的日子里》复出诗坛,开始他沿着海岸线采访的第一次诗的旅行。他回到阔别的故乡,厦门市文联邀他在鼓浪屿的三一堂举办一次讲座。那时我在鼓浪屿读师范,正是那种爱诗如命的年岁。不久前刚刚读过《在悲痛的日子里》,以为是在铺天盖地的悼念斯大林逝世的诗歌中,最为深刻也最动情的一首,便挤在一群倾慕者的身后,凝对台上心仪的诗人,仿佛那炽热而深沉的诗句正从冥冥之中传来。那天他说了些什么已经不记得了,但他那卷曲的头发和飞扬的神采,却使我终生难忘。

那年蔡其矫也只三十四五,正是风华的年岁。
长久以来蔡其矫在我心中一直保持这样的形象。即使他七十岁生日时,朋友们在他的小屋里举行生日派对,我在贺卡上写的一首短诗中还有这样一句:“人生七十,青春十七。”我一直以为青春与蔡其矫永远同在。他生命的青春,是因为他诗的青春。他风尘仆仆地走在诗的旅途上,每年要花大半年时间在各地行走,背着一个行囊,不需陪伴和接待,独自去寻访他心仪的山水。七十岁以后,他还只身进入西藏,搭乘货车,从前藏走到后藏,直到邻近尼泊尔的边境,去瞻望神秘的珠穆郎玛。每次旅行归来,他都有诗让朋友们共享。蔡其矫的生命大半花在旅途中。他的生命是诗的生命,而诗的生命是青春的生命,我甚至以为这是中国诗坛上的“蔡其矫之谜”。中国的长寿诗人不能算少,但年过八十而还能诗,能写很青春很激情的诗,很纯粹又很政治的诗,能写爱情诗,则不多见。
然而毕竟岁月不饶人。这两年明显感到蔡其矫的背有点佝偻了,脚步有点蹒跚了。虽然他还激情如昨,但有谁的生命能够战胜时间呢?
十一月的全国第七次作代会上,长在旅行中的生命终于迟滞了脚步。当他告诉我们,在夜里起来解手时,连续摔倒了三次,我看到他脸上闪过一缕从未看到过的无奈。这或许就是生命在时间面前的无奈。他未及开完作代会就被接回家去。毕生匆匆的诗的脚步终于停止了。



当我把蔡其矫在鼓浪屿三一堂神采飞扬的形象和在北京友谊宾馆做最后一次声音有点暗哑的激情演讲的形象,叠印在一起,我不能不想,这中间跨越了半个多世纪,时间除了让他变老,还在蔡其矫身上留下一些什么呢?
50年代初期蔡其矫的复出诗坛,无疑是很风光的。一个从延安走来的诗人,以胜利者的姿态,钟情于海,加入了当时的“颂歌”大合唱,接二连三地出版了《回声集》、《回声续集》、《涛声集》等受到欢迎的诗集。他本可以就这样走下去的,但他却对自己发生了疑虑。我们从他几部诗集的后记中察觉到一种微妙的犹豫和变化。他觉得与其描摹劳动者和士兵的外在形态,不如揭示超越某种职业身份的人的美好心灵;对显示“祖国的成长”和“人民的力量”的海峡长堤固然应当歌唱,但对“最能启发人的灵魂的透明和纯洁”的漓江,也可以发出由衷的赞叹;对于诗来说,水兵的形象和南国的少女哪一个更有价值,要由诗人独特发现的深度来决定……这个疑虑的提出是小心翼翼的,但却是深刻而富于震撼力的。他追求以心灵的真实触及历史、触及美的真实,他为此付出了大半生的代价。
60年代初我重新见到蔡其矫时,他正为这个变化开始经历厄难。原因肇始于他后来被视为经典的那几首诗:《川江号子》、《雾中汉水》、《红豆》等等。他在1959年的“反右倾”中被当作“一面灰旗”批判,并最终被送回家乡福建,当时我在北京也略有所闻。1961年我也回到福建,落魄在三明一所中专学校教书。两年后我到省里出席一个会议,当郭风将我介绍给他时,我感到他脸上依然闪烁着昔日的风采,毫无一点失意的神态。此后又断续地见过几面,我感到他是快乐的,从来不以离开北京为憾,甚而反以为“幸”。远离京城使他亲炙故乡的摇篮血地。他依然矢志不改,以真挚的心去发现心灵的美,去书写历史和土地。他决心像智利诗人聂鲁达系统地描写南美洲的历史和现实那样,来写故乡福建的历史、地理、人文、习俗。在60年代最初的几年,他常常带着行囊独自一人走在八闽大地的每一座山、每一条水。他几乎走遍了福建的每一个县,比一个尽职的官员还虔诚。我想在福建的文学史上,除了郭风,几乎再没有一位诗人、作家,像他那样为福建留下这么多吟咏。他本能地热爱自己的故乡,像每一个为命运驱遣漂泊异邦的闽南汉子那样。他后半生大半的日子都在福建度过。因此当我听到他在弥留之际从电话中传来暗哑的“我想回福建”的声音,而最终未能如愿时,我不能不揪心地感到一种生命的凄切和和残忍:连最后的这一点愿望也变成永远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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