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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洞天口述:温情叙说“家里的事”


□ 郑洞天 方 舟

  时间:2007年5月22日上午
  地点:北京电影学院郑洞天办公室
  访谈开始——
  记者:这个栏目想要表述的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中国电影的辉煌。
  郑洞天:其实不太愿意谈那十年……
  记者:为什么?
  郑洞天:因为后来再没有了,还是让它留在心里更好……
  
  《邻居》:怎一个“真”字了得
  
  我1961年上大学,那时导演系本科是五年制,正好念到1966年,没毕业就搞运动了。三年后工宣队把我们毕业生发到张家口部队农场呆了四年,所以我大学一共念了13年,我说过我们是用读博士后的年头读了一个本科,绝无仅有!但也挺好,学艺术有技巧部分和生活部分,等于这两部分我们用十三年时间都学了。到“文革”结束,我们这批人该拍电影的时候,领导说,他们不能一下子就当导演,得先联合。怎么联呢?两种模式,一种是一老带一少,有些年纪不小但“文革”前片子拍得不多的导演,一辈子还没怎么施展自己的抱负呢,这样的一个老导演来带一个年轻些的,像上海的吴永刚和吴贻弓、邓逸民和杨延晋。另一种,两个年轻人联合,比如西安的吴天明、滕文骥,是一个组合;珠影的丁荫楠和胡炳榴也是一个组合。现在想起来觉得这个过程其实挺好,也不争谁是主要的,名字谁先谁后,大家都很齐心。
  
  我跟谢飞一起联合执导的时间最长。《火娃》《向导》,本来《邻居》也要一起搞的。虽然两个人有个性差异,但特互补,我开玩笑说,谢飞是毛泽东,我是周恩来,就这种感觉。1981年初,学院的青年厂有一个拍片机会轮到我俩。我们手里没有现成的剧本,就一起着手找,翻到北影《电影创作》上有一个剧本叫《厨房交响乐》,写的是大学里的生活,筒子楼楼道的事儿。我说这剧本生活气息又特别浓,又有点尖锐,靠上了分房子的问题,还是我们很熟悉的生活,我们这批老师几乎全住筒子楼。我俩当时还挺纳闷:这么好一个本子怎么没人拍呀?一打听,它都转了几个厂了,谁都不敢拍!虽然那时候思想开始解放了,但直接去揭露不正之风,矛头直指党委书记还是太大胆了点。所以北影自个儿不敢拍,后来转到了长影、上影,都不敢拍。那不正好吗,我们拍吧。拍电影就得跟当时老百姓的所思所想同步呵,老百姓对社会上的不正之风很反感,这种带有批判性的东西能跟他们产生共鸣。后来青年厂领导和电影学院领导都说没有问题,拍吧。
  电影揭露社会问题,创作者批判的态度很要紧,一部电影甭管你说好事还是坏事,就看你说事的态度是不是说咱家的事的感觉。我不反对尖锐的作品,但是那种尖锐一定要是最由衷的。我不喜欢一些地下电影用外人的角度审视中国人生活,那种立场不是家里人的立场。我欣赏的批判应该带着心疼的感觉,这是拍的咱自家的事嘛!很复杂的感觉,这个感觉对第四代电影人特别重要。当然后来我们一直被说成太温情,说我们的批判没力量。我认了,我就是这种人,因为我们从小长大,已经跟这个家分不开了,觉得对自己家里的问题不忍心那么狠地骂。不能说我们胆怯,这和我们的成长有关,我们这些人都是解放前出生,解放初期正是少年,体会到新中国的成长,那种阳光灿烂的感觉。当然那些年政治运动的荒诞我们也体会了,可仍然觉得我们这个家大有希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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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大众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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