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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的世界》中的“不平凡”


□ 杨光祖

我本来对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期望值不高,我读过他的长篇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很感动,确实非常感动,但惟一遗憾的是文笔不是很好,我觉得赶不上贾平凹。《人生》也大概翻过,很感动,但感觉没有多么伟大,就是比当时别的作家多走了半步而巳;又听人说《平凡的世界》不过是《人生》的稀释罢了,也就没有去读它。现在说起来,也还非常惭愧。其实,也没有什么惭愧的,我这个人读书从来不赶潮流,而且那些名头很大的小说,好多我看了以后,只有后悔,浪费了我的大好时光。由于各种因缘,近年一直在关注西部文学,也有了西部文学的著作了,但还没有看《平凡的世界》,也好像没有觉得少什么。最近,忽然觉得应该看一看,研究西北文学,没有阅读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似乎是说不过去的。
于是,用了将近一周时间,详细阅读了一遍这部长达上百万字的小说。总体感觉是很不错,尤其小说第二部,相对来说,我认为写得最精彩。开篇写省委书记,很幼稚,令人反感。但当他的笔触转到孙少平、孙少安这些青年农民身上,我好像志了我在干什么,眼泪开始涌上眼眶,忽大笑,笑着笑着,就又哭了,要知道,我读小说还很少被如此打动过。当然,一个原因是路遥写的是我熟悉的生活,而更主要的原因是他写得太好了。他虽然写的是庸常的生活,但这是伟大的庸常。我向路遥鞠躬,你写活了我们的父老乡亲。《平凡的世界》也可以说是最早写农民工的成功小说,最早写乡镇企业家的小说。不过,严格要求起来,问题也很不少。我这里主要想说一下这些“问题”,即标题显示的“不平凡”,平凡的世界里出现“不平凡”,肯定就是纰漏了。
1、描写官场尤其高层官场的失真,是这部小说最明显的败笔,严重地败坏了读者的胃口,也降低了这部小说的品位和整体艺术水平。官场不是不可以写,关键是如何写。《官场现形记》是一种写法,《红楼梦》是一种写法,当然,还有很多写法,但使用完全的赞扬口吻去写,好像人一进官场,就多么干净,出污泥而不染,就很有问题。这、里有两个原‘因,一是作者并不熟悉官场生活,而偏要去描写,只好胡编。中国当代文学中这样的小说还少吗?包括张贤亮的《龙种》,就是更为弱智的写法,小说里的领导干部似乎生活在真空中。二是我个木认为与作家的精神阳痿关系甚大,笔触一到领导干部,尤其省级干部,就手足无措了。这可能也与作家的社会出身大有关系,农家子弟先天的对高层领导有敬畏之心,、写作起来羁绊太多。这点我们只要和王朔这样的军区大院子弟相比,就可以比较清楚。王朔他们的父母辈肯定也大都不是繁华中人,可他们参加革命,革命成功之后,就成了上层社会中入。王朔之流从小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耳濡目染,当然容易看透这个社会,一般人眼中的神圣,在他们那里太稀松平常了。所以,王朔也才能在1980年代末,写出那么一批消解崇高的引起争议的长篇小说,在中国当代文坛,尤其是社会生活中无疑是扔了一颗炸弹。我们看路遥在《平凡的世界》第二部,一开卷省委书记乔伯年就隆重出场了,不惜使用那么多如诗如画的语言,饱含感情地去描写这个人。但正因为作家是在仰望人物,而不是平视,更不敢俯视,人物就出了问题。比如,省委书记要在自家院子里种庄稼,就很矫情,彭德怀种庄稼,是要知道一亩能否产一百万斤,那省委书记想干什么?另外,一个在职省级领导,真有闲情逸致去种庄稼吗?更为荒唐的是省委书记兴师动众去体验生活,挤坐公共汽车,还带上市委和有关部门的领导,并由两个年轻便衣保安人员暗中保护,并有一溜小车“悄无声息”地跟着。经过一番闹剧后,省委书记现场办公,说:“我希望这个问题能得到尽快解决!但不要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而应该通过交通入手,全面改变市内各种公共服务事业的落后面貌……”“简短的指示以后,领导们就分别坐车回了省市机关。”我们姑且不论这件事的可能性,单就这件事情来说,值得我们的作家歌颂吗?这样的省委书记是合格的省委书记吗?我们古代的政治家都没有犯如此低级的错误。还有田福军就任行署专员之后,到原西县视察,专门到公社供销门市部了解农民最需要的煤油销售情况,发现脱销后,马上解决。后来成了省会城市的市委书记,兼省委副书记的他,“又走进了另一家个体户店铺”,想买盒火柴,发现已经脱销,马上跑到火柴厂、仓库去解决火柴问题,紧接着又解决化肥问题。这样的描写真让人不知说什么好。是我们的作家太天真了,还是他骨手里就在说谎。后面写副总理来视察等场面都非常不自然,我感到纳闷的是路遥为什么一定要在小说中出现这些中央、省地级干部呢?为什么给他们那么多的篇幅?就这部小说来说,这些情节完全可以删除,不但不影响小说的艺术价值,反而会加强其艺术水平。有些必须出现的可以出现,但可以换一种写法,比如侧面写法等,不一定非要正面描写。现在这种局面导致的结果是小说成了两张皮,彼此不相连,影响了阅读的审美效果。我想这里是不是有一种政治无意识在起作用呢?中国的农裔作家都有强烈的政治情结,这可能也是长期处于下位自然形成的,他们面对农民有一种天然的热爱,面对领导有一种先天的仰视,无法做到自然的书写。李建军说:“像乔伯年、田福军这样的‘正面人物’,则几乎完全出于作者的想像,显得苍白而无力。”其实,岂止是“无力”,而是全面的失败,开创了以后反腐败小说的先河,是概念先行的无效写作。更为可怕的是这种写作里深藏着一种政治无意识,这是从柳青就开始的,也是柳青小说不能被新时代读者所认可的一个重要原因。路遥的写作从柳青的终点开始,深受柳青影响,当然,他在大的写作思路上比柳青觉悟高一些,没有被政治或政策完全控制,但骨子里的企求为政治所认可的焦虑,从灵魂深处牢牢地牵制了他写作飞翔的翅膀。这是1980年代许多中国作家的通病,也是很多农裔作家的共性。因为,他们没有更多的现代理念,支持他们从中撕扯出来,成为鲁迅、沈从文那样的大师。恐怕这也是解放后出生的几代作家普遍的命运和写作的趋向。能够从中跳跃出来的,真是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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