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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汝龙先生


□ 李文俊

  前些时河南一家《中学生阅读》的女编辑来访,要我推荐几位翻译家,以便她们在刊物上向小读者介绍。我当时几乎要脱口说出“汝龙”这个名字。接着记起她说过还要请翻译家自己写文章“现身说法”,那自然是得健在人世的了。于是又想了想,另换了几位。
  回想我自己当中学生梦想有一天能成为文学翻译家时,念得最多的恐怕就是汝龙先生的译文了。平明出版社那时一本本出汝先生译的契诃夫小说集,我几乎是出一本买一本。像“糟心透了”这样的北方口语,我是第一次在汝龙的译文里读到的。我后来听说汝先生当过中学教员,总之是个普通人。由这样一位熟悉普通人心理的普通人来翻译写凡人小事的契河夫,的确很传神。后来我见到汝先生,大脑袋,眼睛微笑着眯成了一条缝,但是里面的眼珠很亮。他与傅雷先生是不一样的两种类型。傅先生号“怒庵”或“怒安”,曾因见解不同从某学院拂袖而去。五十年代傅先生来京,《世界文学》编辑部曾请他来座谈。他一个人侃侃而谈,根本没想到在座的也可能有个把高人,是有点目中无人的样子。这种性格在一定场合下是会把口凑到煤气管上去的。
  话头还是回到汝龙这边。五十年代初,知识分子都要求进步,散在社会上的一些专业翻译家坐不住了,也希望有个地方能“管管”他们。作协把这件事交给了《译文》编辑部。于是每隔一两个星期,便有几位翻译家来和我们一起参加政治学习。我也因此而见到了汝先生,一起来的有高植,是不是有芳信或别人,不记得了。会上他听人念文件材料、听大伙儿发言,自己很少讲话。他还和我们一起参加义务劳动,是在钓鱼台宾馆或人民大会堂工地上扛木料与清除碴土。汝先生当时怕有四五十岁了吧,我印象中他体力与劳动态度是不错的。
  在休息时,他点燃了烟,我和他闲聊。他说他是苏州人,只不过在外面时间久了,所以惯用北方话。他是姓汝,叫及人。当时出了一本《契诃夫论文学》,也是他编译的,我买来读了。他说,里面有些地方看看没什么,仔细咂摸还有点意思。当时流行的是苏联摆出架子、板起面孔写的文章,像这类文字便显得“没有理论性”了。但汝先生也是在认真学习。不久后作协召开一次契诃夫纪念会,会上汝先生念了他写的一篇纪念文,那里面也有理论,但跟苏联论文比起来,人情味强多了。此文后来发表在《文艺报》上。
  汝先生告诉我他住在达智营,是在西单西面。后来这里拆了旧房盖起民族文化宫,他搬迁的新址我就不清楚了。他说达智营是小胡同,他原来有意在香山(还是西山?)脚下买一个小院落,在里面安安静静多译些书,后来打消了这个念头。我想这总是跟当时的形势不合调有关吧。
  我跟汝先生说除了喜欢契诃夫小说,我也很喜欢他收在集子里的那些杂七杂八的旁人回忆、评论契诃夫的文章。他说他为收集这类文字很花了一些功夫。我自己后来也注意收集有关别的作家的同类材料,现在想来也与中学时代读书潜移默化受到的影响有关。
  汝先生注意到我爱喝浓茶,红茶叶总占大半个杯子。他问我为什么不用宜兴茶壶。我说机关里捧着把小茶壶嘴对着啜,像遗老遗少,像苏州人。他听了眼睛又是笑成了一条缝。
  几位翻译家参加了几个月的学习后,便不来了。可能是因为机关里又要搞运动,有些事总得“内外有别”吧。那以后,整个翻译界也是一片沉寂,这种形势要到七十年代末召开广州外国文学会议时才有所改变。
  我不了解汝先生“文革”中的境况如何。从《契诃夫文集》一直出了十卷来看,他历经磨难后还是能够工作下去的。我想这与他的性格与地位有关。他不是头面人物,也许正因此躲开了更重大的打击。一九九一年七月他因病去世。外国文学界似乎有点冷落了他,我想是。他没有“帮派”,不是哪家出版社的老班底,也没有从莫大、列大学成而归。他原来从英文译俄苏文学,后来才学的俄文。这样的人往往处在“阴阳两界”之间。倒是萧乾先生常在文章里提到他。最近我又见到巴金先生在《译文全集第一卷代跋》里感情强烈地说起汝先生:“一张大大的圆脸,一连串朗朗的笑声,坦率、真诚,他对人讲话,仿佛把心也给了别人似的。”“他热爱翻译,每天通宵工作,即使在‘文革’期间受虐待的恶劣条件下,他仍然坚持翻译契诃夫全集,他让中国读者懂得热爱那位反对庸俗的俄罗斯作家。他为翻译事业奉献了自己的下半生,奉献了一切,甚至他的健康。他配得上翻译家这个称号。”
  是巴老的这一段话,促使我写下了以上的这些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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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1996年第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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