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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汝龙先生


□ 李文俊

  前些时河南一家《中学生阅读》的女编辑来访,要我推荐几位翻译家,以便她们在刊物上向小读者介绍。我当时几乎要脱口说出“汝龙”这个名字。接着记起她说过还要请翻译家自己写文章“现身说法”,那自然是得健在人世的了。于是又想了想,另换了几位。
  回想我自己当中学生梦想有一天能成为文学翻译家时,念得最多的恐怕就是汝龙先生的译文了。平明出版社那时一本本出汝先生译的契诃夫小说集,我几乎是出一本买一本。像“糟心透了”这样的北方口语,我是第一次在汝龙的译文里读到的。我后来听说汝先生当过中学教员,总之是个普通人。由这样一位熟悉普通人心理的普通人来翻译写凡人小事的契河夫,的确很传神。后来我见到汝先生,大脑袋,眼睛微笑着眯成了一条缝,但是里面的眼珠很亮。他与傅雷先生是不一样的两种类型。傅先生号“怒庵”或“怒安”,曾因见解不同从某学院拂袖而去。五十年代傅先生来京,《世界文学》编辑部曾请他来座谈。他一个人侃侃而谈,根本没想到在座的也可能有个把高人,是有点目中无人的样子。这种性格在一定场合下是会把口凑到煤气管上去的。
  话头还是回到汝龙这边。五十年代初,知识分子都要求进步,散在社会上的一些专业翻译家坐不住了,也希望有个地方能“管管”他们。作协把这件事交给了《译文》编辑部。于是每隔一两个星期,便有几位翻译家来和我们一起参加政治学习。我也因此而见到了汝先生,一起来的有高植,是不是有芳信或别人,不记得了。会上他听人念文件材料、听大伙儿发言,自己很少讲话。他还和我们一起参加义务劳动,是在钓鱼台宾馆或人民大会堂工地上扛木料与清除碴土。汝先生当时怕有四五十岁了吧,我印象中他体力与劳动态度是不错的。
  在休息时,他点燃了烟,我和他闲聊。他说他是苏州人,只不过在外面时间久了,所以惯用北方话。他是姓汝,叫及人。当时出了一本《契诃夫论文学》,也是他编译的,我买来读了。他说,里面有些地方看看没什么,仔细咂摸还有点意思。当时流行的是苏联摆出架子、板起面孔写的文章,像这类文字便显得“没有理论性”了。但汝先生也是在认真学习。不久后作协召开一次契诃夫纪念会,会上汝先生念了他写的一篇纪念文,那里面也有理论,但跟苏联论文比起来,人情味强多了。此文后来发表在《文艺报》上。
  汝先生告诉我他住在达智营,是在西单西面。后来这里拆了旧房盖起民族文化宫,他搬迁的新址我就不清楚了。他说达智营是小胡同,他原来有意在香山(还是西山?)脚下买一个小院落,在里面安安静静多译些书,后来打消了这个念头。我想这总是跟当时的形势不合调有关吧。
  我跟汝先生说除了喜欢契诃夫小说,我也很喜欢他收在集子里的那些杂七杂八的旁人回忆、评论契诃夫的文章。他说他为收集这类文字很花了一些功夫。我自己后来也注意收集有关别的作家的同类材料,现在想来也与中学时代读书潜移默化受到的影响有关。
  汝先生注意到我爱喝浓茶,红茶叶总占大半个杯子。他问我为什么不用宜兴茶壶。我说机关里捧着把小茶壶嘴对着啜,像遗老遗少,像苏州人。他听了眼睛又是笑成了一条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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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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