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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抗战生活的回忆


□ 贾植芒

1937年抗战爆发时,我正在日本东京的日本大学社会科学习,不仅参加留日学生的进步文艺活动,也向国内杂志写文章,仍把自己置于中国的左翼文艺活动行列。1937年的春天,我一次在东京神田区的内山书店里接连看到了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的《工作与学习》丛刊,头一本《二三事》,用的是鲁迅先生一份遗稿《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之名,第二本《原野》,用的是艾青翻译的比利时诗人凡尔哈仑的长诗的名字。连续两期都有鲁迅的遗稿,还有景宋、胡风、许寿裳、李霁野、艾青、茅盾、张天翼、萧军、端木蕻良等人的作品。我从它的编辑风格、撰稿人阵营,喜悦地发现,这是继续高举鲁迅先生的战斗文学旗帜前进的严肃的文学刊物,因此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把1936年底写的一篇小说《人的悲哀》寄给了丛刊的编辑部。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个刊物是胡风主编的。小说寄出去大约两个月左右,我收到了这个刊物的第四本《黎明》,我的小说登在上面,另外还有三十多元日币的稿费和署名胡风的编者热情来信,我才知道胡风是这个刊物的主编。在这期丛刊的《校后记》里,胡风署名X·F写了一段关于我这篇小说的话:“《人的悲哀》是一篇外稿,也许读起来略显沉闷吧,但这正是用沉闷的坚卓的笔触所表现的沉闷的人生。没有繁复的故事,但却充溢着画的色调和诗的情愫,给我们看到了动乱崩溃的社会底一图。”这也是我的文章在社会上引起的第一次批评和反应。可惜的是,这个丛刊办到第四期就被国民党政府查禁了。
像我这样的中国留学生,当时被东京警视厅亚细亚特高科置于他们的政治警察监视之下,生活经常受到干扰。为此我离开东京,同年9月返国,投身抗战。因上海沦陷,在香港停留了两个月,于1938年随留日学生训练班到汉口。当时胡风也在那里办《七月》杂志,但我向来不喜欢与名人来往,所以只通讯却没去看他。当时写了一个剧本《家》,副题为《呈婵娥君之亡灵》,寄给胡风,不久即在《七月》上刊登,这是我创作的第一个剧本。不久,训练班分配,把我分到了中条山前线做日文翻译,临行前我写信告诉胡风,他回信说希望我到前线后多为《七月》写些战地通讯,报道前线士兵与群众的抗日消息,如有机会,可办一个《七月》西北版。为了工作方便,他还特意给了我一个“‘七月社’西北战地特派员”的名义。
到了中条山前线,我所在第三军第七师前身是蔡锷的护国军。我任上尉日文干事,受主管宣传的政治部第三厅(郭沫若任厅长)领导,每月工资50元,工作就是翻译一些日文文件,配合形势,编写些日文宣传材料,用油印传单形式到前方散发,在墙壁上用日文写传单标语,教授师部参谋处的军事侦察队日语知识,战争中也到战壕中去喊话等等。那时西北战场上,我们与日军师团正面遭遇,战况惨烈,我跟随部队出没于枪林弹雨。在战地经验的基础上,我陆续为《七月》写了一些通讯和散文,如《悼黄浪萍君》、《距离》等,《从中条山寄到重庆》则是我给胡风的一封信中的一段,由他摘取一部分发表,标题也是他起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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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山西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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