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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饥饿的日子里


□ 杨 刚

“民以食为天”。不曾经历过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那段饥馑岁月的人们,怕未必能够真正感受到这句话的分量;然而,对于像笔者这样的过来人而言,它却重如千钧,且令人刻骨铭心。
那段岁月,早已远离我们而去了,然而,它留给我们的痛还在,伤还在,欲说又觉口难开。那么,我就从“好日子”说起吧。

从“好日子”说起

1958年夏,我们华中师院(今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的部分师生,到武昌县纸坊镇附近的某公社劳动锻炼。到那里一看,形势简直好得不得了:吃饭不要钱。公社有一个食堂就设在公路边,整天开流水席,甚至连过路的人都可以随便进去吃一顿,谁也不会盘问的,反正不要钱嘛!从三皇五帝到如今,哪有这等好事情!
然而,“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还不到半个月光景,终于扛不住了,食堂不再“门户开放”,只对社员开饭。接下来,日子越过越紧,不再顿顿开干饭,稀饭常常被“隆重推出”,而且越来越稀。当时就有人诙谐地形容道:“一进食堂门,稀饭一大盆,周边起漩涡,中间淹死人。”不过,参加劳动锻炼的师生没有同社员一起吃饭,我们的生活水平似乎并未受到影响。有时候,我们还能惊喜地吃到一种叫做“中苏友好红专鱼”的好菜。这“中苏友好红专鱼”并非是从苏联进口的什么西式名肴,其实只是一道传统的湖北家常菜,黄陂人叫它“清油炸豆腐”。

饿肚子时的畅想

及至1960年,大饥荒铺天盖地而来,饥饿考验着人们。
那时,笔者因在1957年响应“鸣放”号召,因意会错了上头的意思,而被派到一间小工厂从事脱胎换骨的劳动,每月的口粮定量为24斤半。这24斤半并非全额供应大米,而是还要搭配一定数量的杂粮,如红苕(即红薯,每5斤折合1斤主粮)、干苕片(1斤抵1斤主粮)、三合粉之类。三合粉看上去灰不灰、白不白,跟水泥的颜色差不多。至于它究竟是哪“三合”,似未有权威方面的说明,不过私下曾听说其一为观音土。其时,人都嘴馋,干苕片常常被当成点心白口吃了,而它是1斤抵1斤米的,1斤米却是一天多的口粮。白口吃掉几斤干苕片,便是几斤大米的流失,那年头怎经得起这种“暗亏”?至于1斤三合粉抵1斤大米,那就更冤。不失幽默的人们什么时候都有,都到这份儿上了,还不时幽它一默,相互打招呼,不再问“吃饭没有?”而改问“吃粉没有?”
再者,当时食油、肉类和副食品的供应都严重不足,有时甚至断档。每人每月计划供应食油2两,本已少得可怜,还常常不能按月兑现,记得断档时间最长的一次是连续三月滴油未供。
尤其雪上加霜的是蔬菜也奇缺。每天下午,各家各户都不会忘记送一个破簸箕、破脸盆,甚至半截砖头到居民小组长家里,以便第二天早上去组长家里,按那些破玩艺儿摆放的先后顺序,排队购买当日的蔬菜,凭自家购粮证每人供应老包菜叶子2两,不挑不拣。
副食品商店虽然也卖点心,但只有一个品种,就是用玉米面做成的圆饼,其饼面中心嵌着一枚蜜饯伊(伊拉克)枣,而且要凭粮票和自家的副食品供应证定点供应,每户每月限购10个,收取粮票1斤。说到这10枚点心,那用处可大了,或留给孩子,或孝敬老人,甚至待客送礼都要靠它。如今人们购买食品是何等挑剔:反复查看包装是否完好,仔细审视生产日期和保质期是否清楚明白,原料配方是否属于“绿色”……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而那年头,那玉米点心却总是“赤裸裸”地摆在货架上或玻璃柜台里,同蜡烛、香烟类商品“亲密接触”,从月头卖到月尾,谁也不会挑剔什么的。
还有一项也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购买普普通通的散装白酒也要收粮票,1斤白酒收1斤粮票。
由于主粮供应掺杂,副食供应缺乏,肚子没有油水,自然就格外吃得多。因此,尽管我大多数日子都没有吃饱,可我每月还是要差4—5天的口粮。这在当时可不是闹着玩儿的,“人是铁,饭是钢,一日不吃饿得慌”,而要想在计划外弄点粮食或食物,则是太困难了。
还记得有一回我饿得吐苦水的事儿。那天(应当是某月下旬或月末)一大早,我照常到厂里去“脱胎换骨”,心里慌慌的,很难受,头上冒虚汗,但我没吭声,谁也没有注意到我,可我渐渐感到支持不住了。正在向生产小组长请假,就突然吐了一地,呕了又呕,而除了几片菜叶以外,吐的都是苦水,因为我头天就没有吃晚饭。呕吐加剧了虚弱,人随即瘫软而不能自立。工人师傅们立刻要送我去医院,我告诉他们:“不必。我不是病了,是饿了。”于是车间派两人送我回家。到家后,母亲买来2两米粉,我分食一半。民谚说得好:“饥食一粒,胜似饱食一斗。”不一会儿人就站得住了。下午照常去干活。
还有一回,也应该是快到月末了。那是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和一位原大学同学相约,到汉口民众乐园旁边的东来顺饭店楼上去喝茶聊天。我们那时年轻,不知死活,没想到“肚子里没得货”的人,一大早是不能喝茶的。果然不到两小时,我们都感到不对劲,很有点坐不住了,连彼此说话的声音听起来都似已失真。我们都明白这是饥饿的反应,是身体虚弱的表征。我们说好,各自回家吃饭后再来。那时的人们都这样,在吃饭的问题上,谁也讲不起客气———现在多好,随时都可以来个饭局。我的那位同学回家吃的什么,我没有问,也不便问;我回家吃的却只是一小瓶泡制的武汉人叫做“洋姜”(我至今只知其为野生,但仍不知其正式名称)的东西,可怜哪有饭吃!那年我25岁,家住汉口民意四路,距离喝茶的地方不过千把米,而我竟走了大半个钟头,只因双腿浮肿,抬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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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纵横 2006年第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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