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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在华“鬼子兵”


山崎宏是侵华日军赤柴部队的随军军医,在战争中当了逃兵,从此滞留在中国济南,如今老人已经102岁。几十年来,山崎宏一直坚持每周六日给济南市民免费看病,替当年的战争行为“赎罪”。
  
  山崎宏从写字桌下摸出一块糖,亲热地递给我,用地道的济南话说,“吃糖。”他指着薄荷糖纸上的日文商标说,“0ishi的意思,就是‘好吃’。”
  2010年春节前的一天,在位于济南市区南部的“七里山诊所”——这是儿科大夫山崎宏出诊的地方——一场突发的冬季流感,让就诊者塞满了狭小的空间。
  山崎宏大夫真的很老了。白眉毛长长的,遮住了一对小眯缝眼。102岁的寿星,患有白内障,耳朵也聋得厉害,和患者之间的交流,完全依赖经验。他拿起听诊器搁在一个小儿的胸口,告诉孩子的奶奶,“嗓子呼噜呼噜的,感冒了。”孩子的奶奶说:“我小的时候就是山大夫给我看病,我的孩子也是找他,现在轮到了我的孙子。”
  日本人山崎宏,在济南居住了70多年。1937年,29岁的山崎宏是侵华日军赤柴部队的随军军医。他离开家乡冈山,来到中国。命运让他留在了济南。小城悠然的生活节奏,常使他忆起宁静的冈山。而济南的孩子从小就听说,在七里山生活着一个不回日本的“鬼子大夫”。
  研究抗战史的北京报告文学作家方军,20年来一直在跟踪采访健在的侵华日本兵。他介绍,战后向中国投降的日军128万,现在活着的不到13万。当年参战日军平均年龄25岁,绝大多数已作古。生于1908年11月25日的山崎宏,无疑是日本战败迄今滞留中国时间最长、有资料可查的最后一个鬼子兵。
  
  留在济南
  
  因为严重的耳背,我和山崎宏的对话多数时候要靠笔谈。像老一辈的日本人,他看得懂、也能写繁体汉字,习惯使用的还是中国已经荒疏的书面语。我们说的“热闹”,他喜欢写成“繁华”。
  “你哪年来到中国?”
  山崎宏提笔写道:“七七事变。”
  报告文学作家方军早年在外交部做日语翻译,上世纪90年代留学日本,接触到大量当年的鬼子兵。他告诉我,卢沟桥七七事变在山崎宏那代日本人心中有特殊的含义。虽然卢沟桥畔的永定河水,自打1958年大炼钢铁后就遭到破坏枯干了。“但是日本人一直喜欢说,正是通过卢沟桥七七事变,日本走向了战争的大河。”
  山大夫兄妹三人。父亲得了肺结核,母亲操劳过度,在山崎宏12岁的时候双双病死。姐姐把山崎宏带大。“姐姐对我影响最大。她把两个孩子拉扯大,一个是姐姐自己的孩子,一个是我这个未成年的弟弟。”山崎宏说。
  山崎宏还有个哥哥,日本的传统是长子继承制,有弟弟在,哥哥就不必出门去服兵役。山崎宏说,“两个兄弟,怎么也得去一个。我小,所以我去了。不然会被枪毙。国家宪法规定的。”
  方军接触到的日本兵讲,日本当年几乎家家有军人,不少日本女人以上前线慰安为荣。如果有人逃避兵役,村公所就会喊来几个人,一声吆喝把这家的房子拉倒。在当时,不效忠天皇是不可饶恕的。
  山崎宏不情愿打仗,但是不敢说。来到中国之前,他在老家已经有了一个情人。说起这个情人,老人有些不好意思,“有是有,但是没结婚。”
  我写道:“她漂亮吗?”
  102岁的老人笑得更腼腆了,“无所谓!谁不愿意漂亮?!”
  山崎宏是随日军步兵第10师团长矶谷廉介中将,及其步兵第10联队长赤柴八重藏所统领的部队,来到中国。先是在天津港登陆,而后杀到了济南。
  他一笔一划地写下部队番号“赤柴部队,十联队”,笔画短促有力,眉眼中好像突然放出一丝熟悉的杀气。
  认识山大夫20多年的刘谟桐大夫讲,山崎宏从军经历只有短暂的几个月,因为看不惯日军烧杀抢掠,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独自出逃。他希望从山东乘船回日本。但是阴差阳错留在了济南。
  不知是耳朵真的很背,还是一上午的出诊让山大夫有点疲倦。这段历史,他始终没有完整地亲口讲出来。刘谟桐大夫的故事怎么听都像是一个反战的主旋律,而一个身陷虎狼堆的日本兵能否具有如此高的觉悟,是令人怀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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