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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江南地方官府对商业秩序的整治


□ 王日根

  摘要:在清政府建立良好商业秩序的政策导向下,江南地方政府在对商业秩序的整治做了大量积极的努力:禁止勒索外地商人,清理地方黑恶势力,禁止侵犯他人商标权,安置失地居民。处理公共事务,官府出面缓和劳资矛盾。这些措施产生了一定的效果,为江南经济的繁荣提供了必要的保障。过去我们较关注商人自身躲避商业风险和建立商业秩序的努力,但实际上清代各级政府对商业秩序整治的作为往往是决定性的。
  关键词:清代;江南地方政府;商业秩序
  中图分类号:K207;F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07)02-0105-08
  
  商业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往往相辅相承,商业环境好,可以带动地方社会经济的好转;反之,商业环境不靖则可能导致商业的凋敝,社会经济也不能很健康地发展。但是,在某些交通枢纽、商业发达之区,抑制商业发展的各种因素往往也随之伴生。这些因素的存在导致了商业成本的增加和商业风险的加大。同一区域的商人可以通过结成商帮的方式保护自己,更多的时候还会把自己的意见禀报上去,求得政府出面解决。从清代江南的诸多碑记中,我们可以看到官府与民间相互配合在建立良好经商环境方面所做的努力。
  
  一、清政府建立良好商业秩序的政策导向
  
  清朝建立以后,清廷致力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在建立良好的商业秩序方面也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如康熙帝反对重困商民的政策,提出商业与农业应得到同时发展;他反对乱设关卡、向商民课以重税的做法,积极清除积弊,公布关税征收则例,允许商人控告例外勒索者,禁止故意延误商民过关时间;他反对官而兼商或垄断市场的行为,要求牙行应成为便利商民的机构,而不应该勒啃商民,更不允许私设牙行;他还着力统一度量衡,消除商品交换中存在的障碍;竭力禁止兵痞等抢勒商民。所有这些,都为清初社会经济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清初战事频仍,统治者多向工商业者摊派税项,商民不但“有输纳之苦,有关津之征苦,有口岸之苦”[1]卷28《征榷》,而且还有溢额加级的定例,关津税吏对过往商旅“恣行苛虐”,收了应征,还要溢额。商民“不苦于关,而苦于关外之关;不苦于税,而苦于税外之税。”[2]卷28《户政》康熙认为:“重困商民,无裨国计……朕思商民皆吾赤子,何忍使之受累?今欲除害去弊,正须易辙改弦。所有现行例收税溢额,即升加级记录,应行停止。”[3]卷214,康熙二十五年二月丙申条他指出:“国家设关榷税,原以阜财利用,恤商裕民,必征输无弊,出入有经,庶百物流通,民生饶裕。近来各关差官不恪遵定例,任意征收,官役通同恣行苛虐,托言办铜价值浮多,四季解册需费,将商人亲填簿册,改换涂饰。既已充肥私囊,更图溢额议叙……”皆属有违其“体下恤商至意”之事。[3]卷124,康熙二十五年二月丙申条康熙鼓励商民控告“例外勒索者”。康熙还说:“设立榷关,原欲稽查奸宄,照额征收,以通商贾。”对于扰害商民者交衙门严加处分。“嗣后有不肖官员希图肥己,种种强勒额外横征,致害商民,尔等通行严饬。”对于那些延误商人过关时间的现象,康熙帝也很生气,他要求:“凡商民抵关,交纳正税,即与放行,毋得稽留苛勒,以致苦累,违者定行从重处分。朕早夜孜孜,惟冀官吏军民士农商贾无一人不获其所,故于民生吏治,图维区画,务极周详。”[3]卷139,康熙二十八年二月己酉条在王朝的繁盛阶段,朝廷的为政理念可迅速转化为地方官员的实际行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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