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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思想”轻逸地穿越现实


□ 吴义勤

  近些年来,范小青的写作状态真是好得令人嫉妒。不仅创作能量始终呈现井喷态势,不仅那种细腻清新、婉约自然的江南风格被保养得越发动人,而且又在小说中平添了许多阳刚之气。无论是女性性别写作、文化风情、新写实、民间诗性,还是主旋律和宏大叙事,她似乎样样得心应手。有人说,范小青是得道成仙了。从早期的《天砚》《清唱》《裤裆巷风流记》,到后来的长篇小说《赤脚医生万泉和》《城市表情》《女同志》,范小青的小说之手就如“千手观音”一样变幻莫测,却又始终如一,始终没有失去“自我”。范小青成功的奥秘在哪里呢?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读,但在我看来她的秘密就掩藏于她那种举重若轻、轻描淡写的小说态度之中。无论是面对严峻冷酷的处境还是处理惊涛骇浪的情感,她始终操持着那种不紧不慢的、充满世俗民间烟火气的语言。她的小说语言和生活语言之间没有“紧张”关系,她善于把家国情仇乃至现实、政治、历史、意识形态等等化作世俗的生活,化作家长里短,化作人间的冷暖。而她自己又始终感同身受且充满热情、充满好奇心地居于其中并津津乐道,从来没有置身事外。范小青的叙事永远都是亲切的、口语化的,对范小青来说,大事化小、轻描淡写几乎就是她的世界观。她对现实的思考,甚至她的“思想”对现实的批判与穿越都是以“轻描淡写”的方式实现的。比如,她的长篇小说《女同志》就是一个“复合”文本,既有女性情感、心理的细腻透视,又有宏大叙事般的对政治原生态犀利深刻的解剖;既有女性的柔韧,又有男性的阳刚;充分展示了女性政治与政治女性在场域互动中的文化内涵,彰显了女作家敏锐深刻的现实批判精神以及温暖而人性化的文化理解力。而这篇《接头地点》,虽是一个短篇小说,但较之范小青一贯的风格,同样又有新突破、新探索。这篇小说,读起来有几分聊斋式的荒诞和诡异,却透露出作家强烈的现实关注和犀利的社会批判能力。高房价、城乡对立、耕地流失、大学生就业、高铁等等充满时代气息的热点性的现实元素,被作家漫不经心地植入小说的叙事之中,融入了一个个体的似乎“非典型性”的人生经历中。语言仍然是口语化的直白通俗甚至还有着某种怨叹基调,但小小的切口里却包含着巨大的容量。小说的妙处在于,其视点始终紧扣着主人公的情绪和经历,并无把小说引向那些宏大的现实性命题的用意。或者说,这些话题只是作家的一种话语策略,作家聪慧地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羚羊挂角的痕迹,供我们想象与破译。
  从表层的主题看,范小青似乎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对于农村基层政治的想象。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小说中,涉及这个题材,由于现实的敏感性,作家出于意识形态的躲避心态,常常将之化为有限度的现实主义想象,或是喜剧化的道德反讽。村长和村支书,或是基层政权的道德败坏者,或是令人同情的、处于尴尬境地的“灰色人物”。于是,在“分享艰难”的共谋想象中,想象不仅不能得到抚慰,反而常常变成一种破坏小说逻辑的“焦虑”,从而展现出一些非文学性的因素。而在《接头地点》中,大学生马四季的村官经历,不但展现出了黑色幽默般的现实苦涩,更让我们看到了作家在处理这类题材时的独特想象力。“接头”这个习惯性能指已失去了革命叙事的庄严力量,而变成了一种转喻式的、对于中国乡村基层政治的颓败境地的荒诞却异常深刻的揭示。外来文明力量对保守群体的介入是很多现代反思性质小说的特定模式,例如,卡夫卡的《城堡》、鲁迅的《故乡》、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等。而马四季对赖坟头村的介入,没有启蒙式的个体拯救者面对群体时的痛苦,而是成了一次异乎寻常的“恐怖之旅”。赖坟头的村民对马四季的到来,不是排斥,而是一种漠视。现代科技的发展使得赖支书可以用手机遥控指挥马四季的工作,却一直不来与之“接头”。于是,“接头”,也就成了一种象征,象征着马四季了解赖坟头村、介入村里事务的愿望。但是,这种介入绝不是一种改变的企图,而是出于马四季本身“好好工作,进而调到乡镇”的功利愿望。也就是说,马四季对赖坟头村的“介入”,一开始就以“离开”为目的。因此,在这次“三心二意”的介入中,我们看到的就不再是那种惯性的文学模式:大学生的拯救热情、村人的对抗、农民的愚昧、拯救者的尴尬等等,而是一个“鬼打墙”式的荒诞图景。先是马四季找不到赖坟头村,后是无法找到组织,找到赖支书。在马四季的经历背后,其实正是普通乡村,作为基本行政区域,在农村基层政治中被忽视、被遗忘的现实遭遇。城市所代表的现代文明,不仅在吞噬着农村的土地,更是在遮蔽着农村所代表的文明形态。只是当赖坟头村的赖支书用耕地建坟头的荒唐举动遭到了上级的呵斥,马四季才有机会真正与赖支书见了面。当赖支书在鬼气森森的人造坟头上与年轻的大学生津津有味地谈论着卖地的花招时,我们感受的不仅是一种黑色幽默的力量,更是一种心灵的震撼。也许,这正是一种象征,象征着城市现代性对农村文化敲骨吸髓式的疯狂毁灭——不仅吞噬着农村的土地、劳动力,扭曲着纯朴而善良的人性,甚至还在掠夺着乡村文明中最后的禁忌与想象——对祖先和死亡的想象。当赖坟头村无法为资本提供投资利润点的时候,“坟头”就成了那些曾经的农民们最后的“增值性符号”,成了农村彻底衰落和消失的历史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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