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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笔下的北京民俗


□ 王献忠 丁 聪 叶浅予

  我国对民俗学这门人文科学的整理和研究,由于长期以来存在着不应有的冷漠态度,因而也影响到一些文学史家和文学评论家们对民俗学的文学功能缺乏正确的认识。譬如有人就讥讽过老舍是一位“靠着卖乡土神话而成名的作家。”可贵的是,老舍生前并没有因为这种贬斥而动摇过;反而认为这是自己最拿手的“一招”。他说:“有一招拿出一招来,总比一招也没有好一些,大家都拿出自己的一招,也就百花齐放了。”(《小花朵集·题材与生活》)老舍对北京风情民俗的了解和重视,可以说使老舍和老北京虽二犹一。他的作品把北京艺术化了,或者说通过艺术的描绘使北京更加生活化了。正因为如此,老舍作品的卓越艺术成就,不仅得到了国内外读者的一致公认,而且从民俗学的角度看,其价值也是很高的。
  北京曾是五代帝都,解放后又成了中国人民的伟大首都。作为礼义之邦的首善之区,它一直是中华民族历史悠久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全国各族人民,特别是北方各民族人民生活习俗和思想文化的交汇地。因此,在这里有多层次的社会结构和不同职业的各色人等。他们一起在漫长的生活岁月里,自然形成、积淀下了一种地方文化,即独特的北京民俗风情。这种地方文化,既有相对凝固的稳定性,又在世代相沿袭的过程中随着政治、经济和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生着变易。考察和分析一个地区的民俗风情,可以帮助我们寻检生活变迁的踪迹,阐明存在于现实社会生活中的问题。北京近一个世纪来的变化,远远地超过了历史上五六百年的变化。从时间上说,虽然去古未远,但从各种环境事物风土上说,许多都已完全不同了。现在年纪轻一些的人,对于过去北京社会生活的一些具体事象,感到非常隔膜,有的已很茫然了。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再过若干年,客观的变化更大,未来的人对往昔所知也就更少。所以能从生活的角度,风土的角度记录下一些北京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的真实情况、风俗资料、历史掌故,虽然看来有些细微琐碎,但对于现在和未来的读者,却是十分有意义的。
  
  “旗人”风俗
  
  在北京多层次的市民结构中,清末的“八旗子弟”以其特异的风俗俚习、人情世故,形成了自己的社会阶层。然而要目睹八十多年前这一阶层的社会面貌,实属不可能。老舍的《正红旗下》对于这一阶层的生活和当时北京市容的再现,则使我们看到,这个由末代封建统治者以其腐朽性造成的“吃铁杆庄稼”的寄生阶层,在大清皇朝濒临“残灯末庙”之时,依然过着那种“有钱的真讲究,没钱的穷讲究”的生活方式,以“耗财买脸,傲里夺尊,誉满九城”而自荣。比如遇上了婚丧大事,连那些胯骨上的亲戚也要来吊丧或贺喜,借此机会,主客双方比仪式的隆重,宴席的丰盛,礼金礼品的厚薄,鞋袜衣裳的华贵和所坐车、轿的品第。结果,办婚丧大事的主人往往倾家荡产,而亲友中舍命陪君子的也不乏其人。繁缛的规矩礼节,使主客双方觉着若是行礼不周,就没脸再活下去,死了也欠光荣。就是生个婴儿刚满三天,进行所谓“洗三”时,也要兴亲动邻,来念那说过不知多少遍的祝词,什么“先洗头,作王侯;后洗腰,一辈倒比一辈高;洗洗蛋,作知县;洗洗沟,作知州!”一边洗,亲友一边往盆里抛铜板。当他们的生活每况愈下,入不敷出,寅吃卯粮,甚至债台高筑,被讨债的打破门板时,却仍然表现得谦和豁达,随遇而安,津津有味地讲起养鸟、养蝈蝈与蛐蛐的经验来,便忘了时间。正如老舍说的,这是满族人入关后二百多年所积下的历史尘垢,它使一般的旗人不仅忘了自谴,也忘了自励,完全沉浮在有“讲究”的一汪死水里,把毕生的精力都花费在摆弄鸟笼子以及考究笼里的小磁食罐、小磁水池、清除鸟粪的小竹铲等小刺激与小趣味里。此外,旗人中有关妇女的风俗,与其说特别,不如说反映了女人的被歧视。她们手中虽然也和男人一样,人人都离不开一个“燃着兰花烟”的烟袋锅子,但在许多场合下却有不能违犯的禁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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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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