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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思方式与话语方式


□ 陈家琪

  不管“偶在论”一词源自哪里,也不管别人都对此说过些什么,反正它在某种意义上已经专属于张志扬,专属于张志扬自己的一个标志性的哲学范畴。
  于是,这里就会引出一个很大的问题:志扬是不是想给自己寻找到这样一个“标志性”的东西呢(能不能寻找得到是另一个问题)?这里涉及到“打出旗号”、“建立体系”、“拿出中国自己的现代哲学”这样一些更为宏伟远大的理想。“体系”显然无法成立,志扬也肯定不想建立什么“体系”;黑格尔之后,就连真这样想的人也不敢打出这样的旗号,遑论一个从“偶在论”入思的中国学者。如果“奠基”的“底”(存在、实体、上帝、自我)就是“偶在”的,任何“体系”就是想建立也建立不起来。这几乎成了一个自明的道理。但悖论恰恰在于:不想建立“体系”,总得打出“旗号”,不想打出“旗号”,总得拿出一个标志性的东西——在哲学上,这“东西”就只能是范畴;不如此,我们研究哲学干什么?拿什么东西标志这种学说或说法属于某某?
  人活世上,看天玄地黄,星移斗转,早就知道了哲学史的战场上堆满了“头颅和头盖骨”,只有如黑格尔那样的哲学家才会想到应该把前人的全部思想(其实也就只限于他能看到的)纳入一个在范畴上只属于自己的“绝对”的环节,似乎过去的一切都只会或只能流向这里;自那以后,我们回到“过去”,其实都是为了在被忽略、被曲解以及尚未被思的东西中发现新的解释,寻求新的力量,几乎再也不敢(能不能是另一个问题)纳入自己的“体系”(范畴、旗号)之中。但不打出自己的“旗号”,何来你新的解释?别人谁又知道“过去的积淀”(前人、古人的学说)在你这里获得了新的生命?
  问题在于,属于志扬的这个“偶在”,本身就是一个否定性或瓦解性的概念,当然也包括对自身的否定与瓦解。这就是志扬之所以说结论并不重要,重要的只是入思方式与话语方式、重要的只在于如何提出问题的一个内在的原因。
  入思方式、话语方式,如何提问,这正是中国现代哲学最贫弱的一根软肋。
  造成这一点的,既有西方古典哲学,具体说来就是启蒙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影响,更有我们自身传统的思维方式、话语方式在无形中对我们的造就与限制。可惜对此有所意识的人不多。
  这其实也是一个早就困扰着我们的问题。一九八六年在贵阳开会,就有过这样的讨论:按一些人的说法,应该走翻译——读解——创立的路数;在另一些人看来,在翻译、读解中就有着自己的选择,就已经是某种创立,所以重要的只在明确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或者说,明确我们应该以何种方式提出问题、表达见解。志扬多次重复要把“中国现代哲学”与“现代中国哲学”区分开来,也就是想明确对我们而言的“现代意识”到底应该体现在哪里。
  首先,人为什么非得有“现代意识”?当然不能仅仅用生活在现代加以解释。这就与志扬的“创伤记忆”有了关系。只不过由于这种记忆是以反思的哲学话语说出来的,所以借用志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人们几乎可以把它当做‘无’一样地看待”——这是一句很有意味的话,后面还会再引用一次,因为“无”既可以在本体的意义上相对于“有”而言,也可以就是日常用语中的“什么都没有”。
  其次,“现代意识”体现在哪里?就体现在入思方式、话语方式、提问方式上;体现在人必须对自己的“能在限度”,对语言的“能在限度”有一个明确的意识;体现在“知向”(知无,知不知)与“知得”(知有,知可知)的相关性上—— 注意这里的“相关性”,—— 换成志扬自己的话,就是“偶在的相关性”或“悖论相关”的“偶在论”。这些用语的含义,容后再禀。
  这个“现代意识”应该说来自于西方,概括而言,主要是海德格尔、罗蒂、卢曼以及那几位法国的“解构主义哲学家”,而施特劳斯和施密特的猁蹿红以及所谓“国学的复兴”则促使他不得不加快了自己的步伐。所有这一切,都使得“打出旗号”成为一件迫不及待的事,而内心,自然又交织着“难道非如此不可吗”的困惑,或者说,这就是人不想但又不得不为之的两难。怎么办?他选择了老子的“无为而无以为”(无为而又不受制于无为):如果只是“无为”,那就是禅宗的“第一义”(你问、我答,就已是第二义了,只有静默不语才能得第一义);如果讲“无为无不为”,它的意思就还是“只有无为,才能无所不为”,“无为”是为了“为”。志扬说,只有“无为而无以为”才是一种“临界”或“临深渊”的表述。他取这种表述,且有出土文物为证;当然更重要的是有海德格尔在向前苏格拉底哲学的回复中与老子的相互默许。
  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如果“无为而无以为”、“知其是守其在”、“知其白守其黑”以及前苏格拉底哲学中的“有限”(完美的整全,如阿拉克西曼德的“无定型的始基”,巴门尼德的作为“滚圆球体的存在”)也都表达的是一种“限定”、“缺陷”,与老子的“无”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话,这又等于建立起了一种普遍性或普世性的“存在”,哪怕这里的“存在”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或中国后世要把老子解释成最早的“玄学家”、“形而上学家”所理解的“存在”根本不同。我相信,在穆罕默德或更早的玛雅文化中也一定能寻找到类似的、非纯粹抽象的“有与无”的作为“始基”的概念。尽管他一再强调这里的“有与无”应该理解为“是与非”、“要与不要”、“非有但也非无”的“临界”或“悖论”、“两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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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8年第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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