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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树达先生之后的杨家


□ 杨逢彬

  

  杨树达( 1885-1956),语言文字学家,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长。

  我父亲(杨树达第九子,杨德嘉)的堂姐,我称为“玖姑”的杨德庄女士曾告诉我,杨家的事情,足以写好几部《家》《春》《秋》。此言不虚。有一位表姑——多伦路的左联纪念馆有她的照片,就曾根据自己的经历,写了一部反映大革命时期武汉丁人运动的长篇小说《不尽长江滚滚来》,南人民文学出版社刊行;祖父(杨树达)的《积微翁回忆录》也至今为学界所津津乐道。我未能躬逢其盛,又乏生花妙笔,只能围绕着1956年2月祖父去世后发生在长沙杨宅的琐碎小事,记流水账般写几笔。同年7月,我出生在长沙河西至善村5号杨宅;因为记事甚早,义长期承欢祖母膝下,这个话题还能说个子丑寅卯。

  杨树毂、杨树达兄弟的儿子共九人,大排行:其中二、五、六、七、八、九是杨树达先生的儿子,而七、八、九以及他们的两个姐姐是我祖母张家祓所生:九人中,杨伯峻(德崇)先生为老大,同辈称之为寿哥,我称之为寿伯伯;我父亲德嘉为老九,哥哥姐姐和学生称之为几弟。七伯父由于是右派,八伯父由于有肺病,都结婚甚晚,所以我实际上是祖母血缘意义上的长孙。当年,祖父的追悼会刚开完,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唐麟(1959年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文革”中跳楼自杀)就召集祖父儿子中的四个党员文玄(德鑫,六)、德豫(七)、德庆(八)、德嘉谈二姑父的事情:“周铁铮隐瞒反动历史,本应严肃处理,看在你们父亲的面上就不处理了。”其实二姑父是个献身学术不问政治的学者,抗战时曾经追求过他的某女孩,代他报名参加了一个学会性质的“健新学会”,仅此而已。

  丧事办完,紧接着开家庭会商量如何处理祖父的藏书——有好几万册,其中不乏善本。一边倒的意见是,全部捐献给祖父最后供职的湖南师范学院。会上,抗战时曾集体加入国民党的大姑德娴怯生生地提出想保留一套《李太白全集》做纪念,新中国成立前夕担任地下党清华中学书记的八伯马上正色操着京片子道: “我们喝劳动人民的血已经够多的了!”大姑于是噤口不言。20世纪80年代初,我曾亲见八伯为此向大姑道歉。父亲的兄弟姐妹因为出生成长在北京,相互间都说一口京片子;我母亲是北京人,父母之间也说北京话。

  祖母按照旧社会的规矩,认为人都死了,还住单位的公房似不合理,就加紧物色合适的宅子。这样,我出生只有一个月的时候,杨家便举家从岳麓山腰的至善村(湖大校长李达1952年到武大任校长后,杨家迁入李达住的院子。平房,篱笆墙。杨家迁出后,湖南师院党委书记迁入),迁到长沙市北区兴汉门的湘春中路36号——安庄。这是用祖父的毕生积蓄的一半——6000元人民币买下的,这宅子占地约四亩,是有着前后院和菜园的洋房;浓荫蔽日、寒蝉高鸣,葡萄架和桑树上硕果累累,凉亭依偎在池塘边。这在经过文夕大火之后的长沙,已经是座“豪宅”了!一名抄家无数的红卫兵后来说,这是当时长沙最大的三座宅子之一,其余两座是省委书记张平化的住宅,以及先是何健、后是程潜的蓉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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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中外书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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