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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与现代诗


□ 孙文波

  近来看到一些厚古薄今之说,用古人来贬责今天的诗歌,当然主要是贬责今天的诗人没有用心考究古代文学传统,汲取其中的营养,而且认为古人就是比今人了不起。这些话当然在某种程度上有一定道理——今天的确有不少诗人不那么了解中国诗歌的传统。但是,我仍然认为有些论述把某些现象绝对化了;这种绝对之处在于用没有变化的文学观点来看待当代诗歌的发展,没有厘清文学的发生、发展都是与历史的进程相关的,我们今天的写作所呈现出来的样态,自有今天人们对其作用的要求,亦有今天的诗学认识贯穿其中。不考虑到这些情况,一味地为文学找永恒的标准,并将之教条化,要让人信服,的确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作为当代诗人,我亦与同行谈论文学的历史与现状,了解古典诗歌的历史对我们的意义。我们也喜欢陶渊明、三曹、谢灵运、王维、李杜、苏黄这些诗歌史上的大诗人,对他们在人格、诗品上所代表的古典诗歌的最伟大的基本范式亦有一定的认识。但是,对他们的热爱是一回事,我们自己的写作则是另一回事。在理解文学的历史意义,把它们看作我们的传统的同时,作为当代诗人还应该看到:今天正在进行的写作应该具有的独立意义,它在与历史发生联系的同时还应该确立自己发展的特异之点。这些对我们而言是重要的,是确立自身文学意义和价值的保证。如果不这样,就谈不上写作的现实意义。中国诗歌史上出现过这样的时期,为什么至宋还有一些可谈之人,越是到后来,至元至明至清,所谓真正一流的诗歌就没有再出现了呢?虽然我们还可以找出像元好问、吴梅村这样的也可以说不错的诗人。
  实际上关于这样的问题也可以从陈三立、柳亚子等人在现代文学史的地位上找到答案。虽然他们仍然写出了一些不错的作品,但是认为他们的写作偏离于二十世纪的文学的总体进程之外,并非不能成立。可以肯定地说他们不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进程中的主流人物,文学史如果关注他们,也只是作为个案看待。为什么会如此?原因其实十分明了,即他们所使用的文学形式与文化的历史进程的关系并不吻合。而文学的发展与变化总是与现实的要求相关的。文学实际上是历史叙述的现实反应。我们应该看到的是:在人们对于文化的指认中,真正发生作用的是对事物的现实认识。这种认识包含了对语言的美学定义。从汉到魏、从魏到晋,中国诗歌的变化总是与人们对文化的认识相关,在那种表面上是语言风格的变迁中,隐含的却是社会发展的全面兴替。正是由这种兴替带来了对于文学本身的美学认识。很多时候,好像出现了向不那么好的方向的变化,失去的是所谓的好的方面,但实际上那是合理的。因为它所呈现的是与历史的一致性。
  变化的时代需要与之相应的陈述。虽然我们仍然无法彻底抛弃过去对于诗歌要素的一般定义,但是,在对一般定义的认识中,却可能发展出与过去的解释不一样的东西。如果我们以今天的观点看待古人对诗歌的认识,在承认其合理性的一面时,必然也会感到它们的不足。以黄彻《巩溪诗话》中谈论杜甫的部分为例,在对杜甫诗歌的肯定中,它所采用的方法尽管能够让人体会到杜甫对语言的支配力,体会到杜甫对诗歌历史的运用的合理与独具匠心,但是,其解读的局限性对杜甫诗歌在更大意义上的认识是有限制的。虽然,我们不能说像《巩溪诗话》那样对诗歌的阅读已全然没有意思,但如果我们要说出对杜甫诗歌的理解,结果已经与过去有很大的不同。这种不同绝不能简单地说成是我们使用的方法不一样,而在于对诗歌的认识与过去相比有了很大不同。在今天的文化框架中,要是看不到这种不同已经包含了与我们身处的时代相关的诗歌意识,也就不会看到今天的诗歌已非过去的诗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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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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