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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理论言说的主语问题


□ 黎 萌


每一种人类活动都有与之相应的思想性反思,或曰研究。与电影相应的反思和研究似乎是电影理论。不过目前中国电影理论与电影的关系在事实上十分尴尬:电影理论不断地言说着电影,而电影却对电影理论毫不关心。从电影生产者到电影观众,认真对待电影理论者寥寥无几,即使给予关注也不当真,因为电影理论无法对当下电影创作、生产和理解提供实际意义上的帮助。这种状况与中国电影理论的初衷形成了很大的反差。与电影创作的密切关联原本是中国电影理论的传统,挽救中国电影产业也是当下电影理论界最热衷的话题,可以说,中国电影理论一直是标举实践性的。但是,为什么这种实践性的姿态不能产生具有实践意义的成果?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在电影产业化的观念逐步确立之后,中国电影理论自觉发生了转向。最明显的标志是目前电影理论普遍用以指称电影的两个术语:“产品”和“文本”。这两个明显打上了后工业文化印记的词语,分别代表了学术界对电影进行研究的两个主要方面,其一是市场,其二是文化。从这两个关键词入手来考察当代电影理论,或许能找到一些线索。



以“产品”为核心展开的电影研究,将电影视为大众文化工业产品,把对电影的讨论转移到社会经济体制领域中来,这是一种很重要的理论发展。但是,目前的讨论基本上还是使用“市场”、“商品”、“消费者”这一类描述纯经济领域特征和运作的分析概念。这种理论框架并不能够完全说明电影的生产流通性质。原因很明显,这个术语掩盖了电影作为一种精神文化现象的特殊性。因此,抽象地探讨电影的商品性、娱乐性,难以触及商业电影的实际问题。
另一方面,从八十年代开始引进的“文本”一词,逐渐取代了过去理论研究中使用的“作品”。术语的转换反映了观念的转换。当“作品”变成了“文本”,传统的电影创作研究也开始过渡为“文本”研究。应该说,“文本”理论的确为包括电影在内的当代文艺研究开拓了新的思路,以至于许多电影理论家欢呼电影理论的转型。然而,这里面包含着一个更为隐蔽的错误——以“文本”概念为基础的电影研究不可能具有生产意义上的实践性,它不应该也不可能占据电影理论的中心地位。这么说至少有几个理由:
首先,从概念背后的思维方式来看,西方的“文本”概念原本是随着罗兰巴特“作者死了”的论断产生的,“文本”的诞生来自于对“作者”的屏蔽。当研究者把关注的对象确立为“文本”,意味着他接下来的工作只能是“阐释”,而阐释出的意义是指向“读者”而非作者——也就是说,这种研究不关心作品“怎么拍”,只关心读者“怎么读”。目前的电影批评和理论却将之用来针对现实创作问题,并试图由此对创作产生直接影响,这本身就是对方法的一种误用。
其次,从理论立场来看,“文本”研究是非价值性的。它通过对“作者”的遮蔽,来完成对作品“中心”意义的解构,用无限多的“读者”立场采瓦解整一的价值体系。因此,文本研究关心的是读者个人的主观感受,而不是对作品一般价值的探讨。基于这种立场,只有“可阐释”的文本和“不可阐释”的文本的分别,而没有好作品和坏作品的识别。这样的立场并没有错,但从电影理论要求的实践性来说,“实践”是价值性的,而价值有正价值和负价值之分,有高低优劣之别。实践性的电影理论不仅不排斥衡量电影作品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标准和价值体系,还需要努力建构和完善这种标准和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文本研究只能是阐释者的“话语实践”而不是电影理论的实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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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电影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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