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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莫言是如何“倒退”的


□ 蒋 泥

据马悦然教授说,莫言先生已是国内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种子选手”了。他的小说《红高粱》、《酒国》、《丰乳肥臀》等,获得葛浩文等著名学者的高度评价。成就当真斐然,我等小子岂敢妄言?
果然,针对我和李建军在《与魔鬼下棋》一书中对他既为“先锋”也为“传统”的《檀香刑》等小说进行“挑刺”,认为它存在严重缺陷,其爱情故事的不可信、反人性,其屠杀场面、细节、气氛渲染上的任性夸张,及其流露出的与小说人物高度一致的品玩心态,其缺乏道德与心灵上的拷问、对杀人话题津津乐道等,都有害于作品的艺术性。2005年10月莫言去武夷山开会,邂逅李建军,他对我们的意见不仅加以否定,而且对批评家这一角色表示不屑,称我们是“狗鱼批评家,都是我们需要的。如果批评家没有狗性,那就不是批评家了”。毕竟“狗性”不是“狗鱼”之性,而是狗之性,骂某人有“狗性”,在中国语境下是对人莫大的羞辱。并且“狗”对它熟悉的人摇尾巴,莫言的“狗性”论也许适合不少批评家,却对李建军们不适用,不符合他想表达的意思。莫言又进而辩护:“《檀香刑》是一部小说化的戏剧,或戏剧化的小说,……我个人认为其中充满人道主义精神。此外,……我写了一个刽子手,难道我就是一个刽子手吗?……现在一些评论家……关注的不是作家的作品,而是作家的人格,批评的不是文学的质量,而是作家的道德。”(李建军:《武夷山交锋记》。《文学自由谈》2006年2期)2006年4月20日莫言在《南方周末》上继续说,谈文学不要关心文本之外的作家的私生活,这没有意义。道德是一个历史的范畴,50年前不道德的在今天变成了很道德,“50年前大逆不道得可以掉脑袋的事情今天变成了司空见惯”等。其实他的这些说法不成立。作家人格道德恰恰与作品质量品格关涉极大。很难想像,一个没有多少人格道德的人做出的“文本”能够关注底层、表现爱心,具有深刻的多义性。但他的思路却与目前多数人较接近,使本来就很缺德、假冒伪劣成灾的社会,获得了某种维持现状的借口。同时,它还模糊了道德、犯罪(掉脑袋)、政治控制等界限。不是吗?既然50年前可以掉脑袋的今天司空见惯,那么《檀香刑》里的赵甲父子,把亲家或丈人杀掉就可以心安理得,作者也就能品玩不已。《红高粱》里的“我爷爷”烧杀抢掠,在莫言眼里也就成了“张扬个性”、种子“优化”的象征性表现。他也就可以推翻必要的道德伦理底线,把不可能的行为心理,硬性加载在人物身上,感叹今世人不如土匪加强盗的爷爷那代人“种”退化了。
从古至今,我们也找不到类似莫言这样的见解。相反,如王国维所说,屈原、杜甫、苏东坡此三子,即使无文才,而独有其品格,亦足称大家。“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装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诗词皆然。持此以衡古今之作者,可无大误。”一位朋友甚至说出了这样的话:无论何人,不管他有多大的成就,多高的地位以及才华,只要我一旦发现他有道德品质上的缺憾,他都将立即失去我对他的所有尊重。我判断人的这一基本标准,是来自于我对历史的认识。不断在历史中发现这样的事例:缺少高尚品德的人,他在现实世界中的力量越是强大,对人类造成的伤害也越大。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找到一个道德品质低劣,却能对人类幸福做出贡献的人。可见,道德人格对作家是多么的重要。以“先锋”莫言为代表的作家群体,对作家人格道德的漠视,又多么不能成立。越到后来,他们越是既没有在作品里把自己的心灵放进去,也缺乏拷问人物与社会的心灵和思想支点,未曾表达出巴赫金所说的“普遍的‘世界感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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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山西文学 Tags:莫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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