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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一体法文化:中华法系凝结少数民族的法律智慧


□ 张晋藩

  作为世界五大法系之一的中华法系,是以汉族为主体,各民族共同缔造的,它凝聚着少数民族的法律智慧,吸纳了少数民族优秀的法文化成果,是各民族的法律文化与法制经验相互交流与吸收的结果。各个少数民族在中华法系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而少数民族的习惯法与民间法,同样构成并丰富了中华法系的内涵。在统一多民族的古代中国,经过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推动,形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法文化。

  关键词:中华法系 多元一体 少数民族法文化 习惯法 民间法

  作者张晋藩,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地址:北京市,邮编100088。

  中华法系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古老的法系,在世界上获得了应有的尊重。早在二十世纪初期,梁启超第一次从中国学者的角度提出了法系问题,他说:“近世法学者称世界四法系,而吾国与居一焉,其余诸法系,或发生蚤于我,而久已中绝;或今方盛行,而导源甚近。然则我之法系,其最足以自豪于世界也。夫深山大泽,龙蛇生焉,我以数万万神圣之国民,建数千年绵延之帝国,其能有独立伟大之法系,宜也。”民国以来的法制史学者杨鸿烈、陈顾远、程树德、丁元普等,也对中华法系问题多有论述。但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实际出发,探讨中华法系的论著,尚不多见。1984年,笔者在《再论中华法系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提出中华法系的特点之一就是融合了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各民族的法律意识和法律原则。近年来,笔者在编著《中国少数民族法制通史》的过程中,进一步觉察到中华法系确实凝结了少数民族的法律智慧,值得深入进行研究。这不仅会丰富中华法系的内涵,而且有助于弘扬少数民族固有的法文化,从而更加巩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团结,共同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做出贡献。

  一、中华法系是集各族法律智慧共同缔造的

  早在公元前2世纪秦并六国便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由此,中国的疆域、中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便由中华各族共同开发、共同创造,其中也包括中华法制文明的创制。

  自上古迄至先秦,是中国各民族融合与统一基业的发端。以华夏族为主干,融入了占史所称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等部族,形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民族共同体。正是由于民族融合的成功,才出现了秦汉时代统一强盛的封建帝国。在这个过程中也开始了各族法律智慧最初的交融。史载:在华夏族创制法律之前,活动在长江流域的三苗,便已开始制定法律,所谓“苗民弗用灵,制以刑,爰始淫为劓、刖、栎,黥,越兹利刑并制,罔差有辞”。古文献的记载还得到了地下遗存的证实。三苗活动的地域较之华夏族活动的黄河流域更适于原始的农业耕种,因此很早便出现了财产私有和贫富分化。杜预在注《左传》时指出:“贪财为饕,贪食为餮,是i苗也。”正是为了压制被剥削者的反抗,出现了最早的刑罚。其后黄帝联合炎帝战败三苗,灭其族而用其刑,使三苗的刑制发展成为整个夏商周三代通行的奴隶制五刑——墨、劓、刖、宫、辟,并沿用至汉初。

  自战国末期至秦汉,北方兴起的匈奴族建立了统一的游牧军事政权,并开始制定刑法。史书说:“其法,拔刃尺者死,坐盗者没入其家;有罪小者轧,大者死。狱久者不过十日,一国之囚不过数人。”这可以说是中华法制文明史上少数民族谱写的最早的法制历史篇章。

  西晋末年开始的“五胡内迁”.在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又融入了匈奴、鲜卑、氐、羌、羯等诸民族。至南北朝,一些少数民族相继在广大的中原地区建立了政权,为适应统治广大中原地区的需要,结合本民族的传统,制定了适用范围不同的法律。特别是鲜卑族统治的北魏时期,较为重视法制建设,迅速由习惯法过渡到成文法阶段,并在汉族思想家和律学家的帮助下,以“齐之以法,示之以礼”为指导思想,终于在太和五年颁布了著名的《太和律》。这部律典既融会了汉、魏、晋以来儒家的法律思想与立法成就,同时也保留了某些元魏旧制,可以说是这个时期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大融和在法文化上的产物。例如“世祖定律,妇人当刑而孕,产后百日乃决”。便体现了儒家人本思想的影响,而这项法律规定对后世的相关立法也起了先验的作用。

  北魏以后,经过长期探索,至北齐,立法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无论是体例、篇目、罪名、刑制、法例都趋于定型。程树德先生评论说:“南北朝诸律,北优于南,而北朝尤以齐律为最。”《北齐律》创立的体例、刑制与主要罪名对于隋唐律的传承关系十分明晰:“盖唐律与齐律.篇目虽有分合,而沿其卜二篇之旧;刑名虽有增损,而沿其五等之旧;十恶名称,虽有歧出,而沿其重罪十条之旧。”:程氏虽然阐述了北优于南的法律演变的事实,却未能揭示出这一演变的原因。

  北优于南的原因之一:其继承并发展了南朝律法,“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以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北朝修律时重用崔浩、高允、熊安生等著名的汉律学家和名儒,经过他们之手传播了先进的汉族法文化,综合了魏晋以来的司法经验,造就了北朝律系统的辉煌成就。以《北齐律》为例,它是在崔昂主持下,由封述、赵彦深、魏政、阳休之、马敬德等一大批律学家共同参与,历时十余年始完成的。它克服了南朝律的繁芜,也不似北周律的刻意仿古,注意了礼律并举,又在罪名与刑制上有所创新,做到了“法令明审,科条简要”,因而为隋朝所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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