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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小说的理想


□ 王安忆

  回顾我十年的写作小说的过程,我发现这是一个逐步明确小说的二元化的道路。在最初的时期,我写小说,只是因为有话要说,我倾诉我的情感,我走过的人生道路所获得的经验与感想。在这阶段,我不承认小说是有思想与物质两部分内容的。因为在那时,我写小说正处于一个类似童年时期的谐调一致的情境之中,我要倾诉的情感带有自然的形态,好比瓜熟蒂落。但是,我渐渐地感到了不满足。其实在我选择写小说作为我的倾诉活动的时候,就潜伏了另一个需要,那就是创造的需要。这时候,自我倾诉便无法满足创造的需要了。而一旦承认小说是要创造一个存在物,自己个人的经验便成了很大的限止。要突破限止,仅仅依靠个人经验的积累和认识,是不够的,因为任何人的经验与认识都是有限的,还应当依靠一种逻辑的推动力量,这部分力量,我就称之为小说的物质部分。在这个阶段里,我常常为形式的问题所困扰,物质部分落实到小说具体的写作过程中,便是叙述方式的面貌。所以,我常常想的是:我要选择一个什么样的叙述方式。而我以为最高的境界,应当是思想与物质的再次一元化。就是说,故事降生,便只有一种讲叙的方式。但这在目前对我来说,还只能是一种审美的观念,我只可能叙述和描绘这一种观念。并且,我还只能从否定的一方去表述,就是说我知道不要什么,却还不知道要什么。但这种观念,已成为我写作小说的理想了。
  一,不要特殊环境特殊人物。将人物置于一个条件狭隘的特殊环境里,逼使表现出其与众不同的个别的行为,以一点而来看全部。这是一种以假设为前提的推理过程,可使人回避直面地表达,走的是方便取巧的捷径,而非大道。经验的局部和全部都具有自己固有的外形,形式的点与面均有自己意义的内涵。我怀疑它会突出与夸大了偶然性的事物,而取消了必然性的事物。它还容易使人纠缠于细枝末节,潜心构思的精致与巧妙,使人忽略了大的悲恸与大的欢乐的情节,陶醉于趣味之中,而趣味性也是我所不要的。
  二,不要材料太多。经验性的材料之间,其实并不一定具备逻辑的联系。它们虽然有时候表面上显得息息相关,但本质上往往互不相干。它们往往这个具有这样的动机,那个却具有那样的动机。它们放在一起,不仅不会共同走向纵深纵宽,还会互相拉扯与消耗,使事情变得模糊,含混,非但不前进,还会后退。所有一切有力量的东西都具有单纯的外形。材料太多会使人被表面复杂实质却简单的情节淹没,而忽视了具重要意义的情节。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第一乐章,以一个主要的简单的材料,即0333|---|,而发展为如此激动有力的篇章。首先,这个材料具备发展的动力,其次,使用了调性,结构,和声,配器的武器。在小说里,什么标志材料的具备动力,什么又是推动发展的逻辑武器,这就是我们的难题所在。
  三,不要语言的风格化。风格化的语言是一种标记性的语言,以这标记来代表与指示某种情景。它一旦脱离读者对此标记的了解和认同,便无法实现。所以,风格性的语言还是一种狭隘的语言,它其实缺乏建造的功能,它只能借助读者的想象来实现它的目的,它无力承担小说是叙述艺术的意义上的叙述语言。它还是一种个人的标记,向人证明这就是某人,它会使人过于强调局部的,作为特征性的东西,带有趣味的倾向。
  四,不要独特性。走上独特性的道路是二十世纪作家最大的可能,也是最大的不幸。二十世纪是个能源危机的时代,小说的思想部分与物质部分已被一代一代作家几乎消耗用尽,剩下的可能性已经很少。二十世纪还是个人主义大发展的时代,作家也成为一种普遍的职业,区别与其他人不同,便成为强烈而迫切的要求。作家们绞尽脑汁,要独辟奇径,就好象在地面上圈出自己的领地。然而,他们无法抵制被侵略的命运。因为,独特性是极易被模仿被重复的,所以,也是极易被取消的。它也具有使人迷恋、强调、发展与扩张局部的危险,它忽略了总体性的达到效果,而使之更上一层楼。它容易把个别的东西无限止无根据地扩大,忽略了经验的真实性和逻辑的严密性。任何无法被人仿效的作家全不以独特性为特征,他们已高出地面,使人无法侵略。
  这四点其实是互为关联,与它们所相对的我认为要的那四点,正是我现在和将来所努力追寻的。有些事情要想明白了再做,另有些事情则是做起来才能明白。所以,我就只有边想边做。于我来说:写小说是“做”,“想”的,“做”和“想”的结果则记录成一本小书:《故事和讲故事》。
  
  一九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故事和讲故事》,王安忆著,将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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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1991年第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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