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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跨文化的分层解读


□ 宋苏晨


在中国影视的跨文化传播研究中,人们更多地关注文化交流的不平衡性,对以好莱坞为代表的美国电影的扩张和本土电影“美国化”的倾向表现出焦虑。一般认为,全球化的走向总是弱势文化向强势文化靠拢。如果《藏龙卧虎》在西方获得成功的话,那也是偶然出现的逆向运动,并且是“东方主义”语境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中国文化和电影的‘殖民化’进程”。其实这不仅仅是中国遇到的问题,世界上另一些国家也纷纷采取措施,通过政策和资本运作来保护本国的电影产业和本土文化。
与其他传播形式相比,电影是最直观和引人人胜的,最容易跨越文化和国界的壁垒。电影又是一种文化产品,这里所指的“文化”并非狭义的艺术创作,而是“大文化”。198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墨西哥城文化政策宣言》对文化做了界定:“从最广泛的意义讲,文化现在可以看成是由一个社会或社会集团的精神、物质、理性和感情等方面显著特点所构成的综合性整体。它不仅包括艺术和文学,也包括生活方式,人类的基本权利,价值体系、传播和信仰。”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群在各自的生活实践中形成了不同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对待事物有着约定俗成的看法和态度,所有这些都构成了一个民族不同于他人的识别标志。作为文艺创作的源泉,文化不可避免地体现在电影的内容和形式里,只有通过这些标志我们才能识别电影的文化归属。
要真正了解电影如何穿越文化的边界,我们必须回到根本——即观众对电影的解读过程。电影的文化属性对观众的接受和理解有很大影响,按照传播学理论,一部在特定文化语境中产生的电影作品能否跨越文化的差异而得到异文化观众的“有效解读”,取决于双方在多大程度上共享代码系统。一个文化归属明确的观众,如果从未去过另一个国家,对后者的文化一知半解;那么他是无法准确、全面地接受和理解那一国电影所表达的意义的。
基于这样一种“文化差异为障碍”的假设,我们在部分中国观众中做了一次取样调查,分析文化对电影解读的影响。在调查方法上,我们担心导向型访谈或问卷调查会暗示引导观众的阐释,所以我们采用的是自由交谈的形式。衡量和评价这种文化差异的程度并非一件易事,任何一种文化的表达(通过研究对象的社会言行)或文化的描述(通过学者的语言描述),都是人的个性和文化模式的混合体。他们所使用的符号和象征必然取之于文化,但在使用方式上很可能是个性化的。电影的解读犹如影片制作,也是文化背景和个性的互动过程。虽然个人行为不等同于文化模式,但我们不能完全剔除个人因素:个性受到社会文化模式的制约但又是后者的载体。如果没有社会成员的个人行为就没有群体的文化模式,因而我们尽量发现、提取较有代表性的阐释作为我们分析的依据。
结果我们发现,被调研的中国观众中大部分人对于外国影片(主要是美国影片)的兴趣超过了本国电影,文化差异很少能成为他们理解这些舶来品的障碍,或拒绝外来电影的理由,而且相当一部分观众对外国影片表现出很好的理解。但是,也有不少观众坚持认为,对异文化的了解程度对于更好地理解外国电影是有影响的。
本文的语境是电影的跨文化传播。我们所说的电影文化不是指这一传播手段的使用模式或由此产生的生产关系(即与戏曲文化、语言文化等相对应的视觉文化),而是指由这一介质所承载传达的文化内容。无论传播以何种形式出现或借助何种媒介,其核心都是意义的构成。传播和文化是不可分割的两个面,文化借助传播形成,同时又为传播提供意义框架:文化赋予事件、事务及人物以意义,是我们“适应环境、解读生活的主要手段”。
电影是一种以视觉符号为主的、直观的传播形式。观众通过电影解读异国的生活方式、信仰体系、社会价值、道德标准等表层和深层的文化,这一过程便是意义构成的过程。传统做法是把意义构建的权力赋予作者,完全归附于意义形成所需的条件和历史具体性,或归附于某个权威群体的政治。伊雷特·罗戈夫在《视觉文化研究》一文中反对把解读信息看作意义还原的过程,他把电影看作文化意义建构的竞技场,将意义构建的权利完全交给了受众。“我们随之也就把对于听觉的、空间的以及对于观看状态的精神动力学的分析和阐释等整个范围与此竞技场紧密联系起来。……这是一种从图像、声音或空间的角度来理解意义的自由,即我们并不一定非得把它们感知为要么与它们的语境,要么与它们彼此以直接的因果的或认识论关系发生作用。……视觉领域中意义偶然的、主观的和不断复制的状态。”我们并不完全赞同这种后现代主义的解码自由主义,但也认为观众不能被排斥在电影意义构建的过程之外。
从理论上说,我们更支持霍尔在《编码/解码》一文中的观点。他认为,编码与解码之间没有必然的一致性,因为传播交流并不能做到“完全清晰的传播”。在实际传播过程中,编码者与解码者各有一个也许互不相同的“意义结构”。这种观点不否认传播过程中代码必须共享才能传达信息,但又承认解码过程中的偏差是由于传者和受者之间参照体系的差异。这一参照体系正是“文化”、“语境”、“个人经验”等等,因而不难理解为何同一部电影在不同的文化中会引起不同的反应,如李安的《藏龙卧虎》在北美和中国的评论反差就很好地说明了文化差异和文化认同对解读的影响。但某些国外大片却能穿越不同文化语境获得成功。调研结果亦表明中国观众能够“合适地解读”外国电影的故事和意义,当然,这里所谓“合适的解读”并不是传播学“客观准确还原源信息”的传统概念,而是一种复杂的、相对独立的、主观的意义再造和整合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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