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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与真相:修昔底德“雅典瘟疫叙事”的修辞技艺


□ 白春晓

  摘 要:修昔底德借鉴了古希腊的医学与诗歌而在其“雅典瘟疫叙事”中充分描绘了令人痛苦与恐惧的疾病。然而,他对雅典瘟疫的叙述既非为了医学上的治疗,也未像诗人那样将瘟疫的产生归因于神祇,相反,他用一种精确写实的修辞手法向他的读者揭示出带有悲剧性的人类处境。修昔底德写作的文本是供私人阅读传播的,而非面向公众的作品,这决定了他的叙事方式不属于当时面向公众的修辞风格。

  关键词:修昔底德 雅典瘟疫 古希腊 修辞术

  在修昔底德眼中,伯罗奔尼撒战争之所以比以往的战争都更值得记述,是因为它给希腊人带来了空前众多的苦难,而在这些苦难之中造成最大损失的则是致命的瘟疫。瘟疫给人造成的痛苦、折磨以及肉体毁灭的过程均集中展现在他的“雅典瘟疫叙事”这个文本片段之中。根据他的记述,战争爆发前众多雅典人在伯里克利的劝说下从乡间搬入了城中,但这对他们而言是勉为其难的,而此后由于大多数人没有住房又加重了已有的困难。在战争第二年(前430)的夏季,瘟疫“突然降临到了雅典城内”,疫情由于城内拥挤的居住状况而蔓延肆虐,持续流行了整整两年之久。到了战争第五年(前427/426)的冬季,瘟疫再次在雅典出现,又持续了至少一年。两次瘟疫使至少4400名在编的重装步兵和300名骑兵死亡,约占当时雅典这两大兵种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其余的贫民(桨手们的主要来源)、长期居住和暂住的外邦人、妇女、儿童和奴隶的死亡数目无法统计,但其死亡比例只可能更高——“没有什么比瘟疫更能给雅典人的力量带来损失和伤害”。可怕的瘟疫甚至使食肉的鸟兽都远离雅典人未埋葬的尸体,令入侵的伯罗奔尼撒人撤出雅典人已舍弃的土地。修昔底德说:“在记忆中,过去从未有这么严重的疫情和如此众多的死亡人口出现过。”某些现代研究者认为,如果修昔底德对瘟疫的叙述是可信的,那么这种疾病现在要么“已经绝迹”,要么“经过24个世纪后它的临床表现变化巨大,已经无法从修昔底德的叙述中将它的现代遗传变种确认出来”。这意味着,修昔底德笔下的雅典人或许经历的是一场空前绝后的苦难。

  不过诚如伍德曼(A.J.Woodman)所言,修昔底德并非第一个描述瘟疫特征的希腊作家。早在《伊利亚特》的开篇场景(第8-53行)中,荷马就已描绘了一场由于阿伽门农的傲慢自大、不肯归还阿波罗的祭司克律塞斯的女儿而使阿波罗带给希腊人瘟疫。赫西俄德在《工作与时日》(第243行)中也提到了瘟疫。还有与修昔底德同时代的索福克勒斯将悲剧《俄狄浦斯王》的场景设置在正遭受瘟疫的忒拜城中,使得学者们至今仍在讨论他创作这一悲剧是否也受到了雅典瘟疫的影响。可是修昔底德在“雅典瘟疫叙事”中对疾病所带来痛苦的细节描述与他们那些简短的诗句截然不同。他直接或间接影响了之后许多关于瘟疫的叙事。可以说,修昔底德为众多以瘟疫为主题的西方文学创作树立了典范,以致每当令人恐惧的传染疾病来临时,西方人总能唤起对修昔底德“雅典瘟疫叙事”的记忆。

  “雅典瘟疫叙事”也始终是修昔底德研究者们充分关注的对象。人们都试图理解为何修昔底德能够在叙述瘟疫这一灾难上不同于他的前人。由于修昔底德长期被视为“科学的历史学之父”,学者们的工作一度聚焦在如何找出他理性客观精神的根源,而对“雅典瘟疫叙事”与同时代(公元前5世纪后半期)最具“科学性”的医学著作进行类比最能够达到此一目的。早在19世纪,法国著名学者、编辑翻译《希波克拉底全集》的埃米尔·利特雷(Emile Littre)就提出修昔底德的叙事风格与《希波克拉底全集》存在着一定的相似性。之后,陆续有学者论证过修昔底德曾受到过希波克拉底学派的影响乃至医学方面的训练,所以他才能够如此确切地叙述疾病的症状。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来自科克伦(Charles Norris Cochrane),他甚至设想出修昔底德或许由于其在色雷斯的社会关系而与希波克拉底本人会过面。受科克伦的影响,佩奇(D.L.Page)将“雅典瘟疫叙事”中描述疾病症状的用词(主要集中在2.49)析出后与希波克拉底等人医学著作中的词汇相对照并进行了极为细致的研究,以此来证明修昔底德深受当时希腊医学的影响。郝勒德(A.J.Holladay)和普尔(J.C.F.Poole)在强调修昔底德对于医学的贡献时走得更远:他们认为修昔底德在疾病传染与免疫方面的见识水平不仅超过了盖伦和希波克拉底的学派,而且直到16世纪威尼斯的医生和学者法兰卡斯特罗(Girolamo Fracastoro)的著作《论传染和传染疾病》(De Contagione et Contagiosis Morbis,1546年)出版为止近两千年内无人可及。

  但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由于修昔底德的文本逐渐被解读为各种“最不客观”的“修辞术”,“雅典瘟疫叙事”中有关疾病症状的描述也被一些学者重新阐释为“半专业性的”或“伪专业性的”的写作(“half-technical”or“pseudo-technical”writing),只是修昔底德用来表明自己叙事权威性的修辞手法。帕里(Ad。m M. Parry)试图说明,修昔底德运用类似于医学著作风格的语言并非由于他具备科学和理性的精神,恰恰相反,他是在巧妙使用“一种诗人的精确性”(a poet,s precision)来表现战争苦难的剧烈性。伍德曼更进一步认为,修昔底德不过是从同时代的医生们那里借用了许多词汇和方法来“修辞性地”描述瘟疫,正如卢克莱修和普罗科匹厄斯诉诸于他来描述瘟疫一样,而非客观地进行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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