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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序、选目、解说及注释商榷——评中华书局版《中国文学作品选注》(第一卷)


□ 姚小鸥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选注本,是古代文学课程的必备教材,为大学中文系学生所必读,还往往为其他院系相关专业选用,读者既多,影响极大。
  1949年以后,该类书籍在中国大陆影响最广泛者,当属朱东润主编、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年编辑发行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①。由于这部书出版已久,寻求替代的议论时时可以听到,2000年以来,一些有影响的出版社先后推出若干种新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注本,2007年中华书局出版的袁行霈先生主编《中国文学作品选注》(以下简称为《选注》)即为其中的一种。据该书《前言》介绍,它拟与袁先生主编的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中国文学史》配套使用。由于这部《中国文学史》系“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发行量很大,从长远看来,与其配套的书也将对中国大陆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产生重大影响,值得引起人们的关注。全面评价这部书不是短时间内能够解决的问题,亦非笔者学力所及,下面谨就涉及先秦两汉文学的该书第一卷(该卷为赵逵夫、刘跃进主编)谈谈笔者初步阅读之后的一些看法。
  
  一
  
  从目录来看,《选注》的编排体例与《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差异很大。《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将先秦部分划为“诗歌”、“散文”、“辞赋和古代神话”三大块。秦汉部分也划为三大块,分别是“辞赋”、“诗歌”和“散文”。纵览该书全编,可以发现其他各部分也大致如此切块划分,系结合年代和文体分类,再依据文体的发展分别加入“词”、“小说”、“戏曲”、“散曲”之类。依据一个大的原则,再根据各时代文学发展的具体情况稍作调整。《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先秦部分的“诗歌”实际上只包括《诗经》一种,因为该书依据历史上的传统看法将“楚辞”视为“辞赋”。而秦汉时期的“诗歌”则包括“乐府民歌”与有主名和无主名的多种体裁的其他诗歌。总之,该书有一个能够一以贯之的分类方法。反观《选注》,看不出明确的编排思想。下面就该书第一卷对此进行具体分析。
  第一卷分为两编,第一编为《先秦文学》,第二编为《秦汉文学》。依照顺序,我们首先看一看第一编《先秦文学》的情况。
  从目录来看,该编所列顺序为:“甲骨卜辞”、“商代铭文”、“诗经”、“尚书”、“左传”、“国语”、“战国策”、“老子”、“论语”、“墨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榜枻越人”、“屈原”、“宋玉”、“荆轲”。如果说是以年代划分,“老子”和“论语”远在“战国策”之前,“榜枻越人”也远在“荀子”和“韩非子”之前(这里假定其年代无疑),甚至早于“论语”和“孟子”、“庄子”等,但却分别排列于其后。人们很难看出上述目录编排的标准是什么,更不容易从作品的编排看出文学发展的脉络。
  从编目方式考察,朱东润先生在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时,大概也曾为繁纷复杂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编排很动过一番脑筋。比如,书中将“辞赋和古代神话”编在一起,将《淮南子》中的三则神话作为附录,就是煞费苦心的一例。现存中国古代神话数量较少,在文学史上的分量也不太重,单独列为一类,显得单薄,故作为特例,与辞赋编在一起。至于《淮南子》所记录的三则神话,虽然肯定有较早的来源,但由于记录这些神话的文献不成书于先秦时期,故作此慎重的处理。作为对比的是《选注》完全忽略了中国古代神话这一重要的内容,是令人遗憾的。同样令人遗憾的是该书漏收了荀子的《赋篇》和《成相篇》。
  荀子的《赋篇》是已知在历史上最早自名为“赋”的文学作品,在赋体文学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文心雕龙·诠赋》在谈到赋体文学形成的历史时说:“于是荀况礼智,宋玉风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六义附庸,蔚成大国,述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斯盖别诗之原始,命赋之厥初也。”①在这里,刘勰将荀子赋与宋玉赋一起,列为赋(狭义的赋)的形成之祖,《文心雕龙》的这一评价成为赋学史上的共识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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