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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黑除恶与国家强制力的正当运用


□ 任剑涛

现代国家的基本功能,一是提供优良的公共服务,二是提供安全有序的社会生存环境。这意味着,国家既要制定改善公共品供给的政策,同时也要打击犯罪。在日常生活中,国家前一方面的职能讨论得较为充分,后一方面的职能较少进入公共视野。在一些地方政府集中行使国家的后一职能之际,公众有必要认真思考,政府如何启动暴力手段,防止、打击犯罪,维护良性的社会秩序。

  “打黑”自有正当性

  从现代国家理论的角度讲,作为控制犯罪的相关机制,国家强制力是惟一具有正当性保障的机制,它既用于控制个人犯罪,也用于控制有组织犯罪。这包含两层涵义:其一,公民个人不能以暴易暴,以犯罪制约犯罪;其二,国家必须适当使用暴力手段,杜绝侵害公民合法权利的行动。

  在人类文明社会中,有组织的合法行动与有组织的犯罪活动之间的界限;需要加以细致而严格的区分。非法的有组织的犯罪活动,常常借助合法的组织外衣,为其组织犯罪提供保护伞,非经缜密的侦察、证据的搜集、合法与非法的鉴定、法律程序的应用,是无法简单区分合法组织与非法组织的行动边界的。只有仔细区分了合法组织与非法组织的不同行为,才足以有效打击组织化犯罪。

  现代的有组织犯罪,人们习惯称之为“黑社会犯罪”。古往今来,都存在黑社会。但是,在古代社会,黑社会规模较小,组织程度较低,没有规模化收益,社会的损害面并不大。

  进入现代社会之后,黑社会的组织化程度很高,犯罪形式多样化了,不再像传统黑社会那样依靠组织暴力征收“保护费”,而是借助严密的组织,从事贩毒、强迫卖淫、非法商贸、非法移民以及其他法律禁止的买卖。此外,现代黑社会的渗透性愈来愈强,不仅深入社会的合法组织,如公司、中介机构和国家权力部门,而且,自身愈来愈呈现出以合法外衣遮蔽其非法勾当的组织隐蔽性。

  于是,国家权力对有组织(黑社会)犯罪的打击——“打黑”,就成为国家权力履行打击犯罪、保障公民人身财产安全和社会秩序的一出重头戏。国家不仅成立了专门机构打击黑社会犯罪,而且常常组织打击黑社会犯罪的专项行动,试图将危害公共利益、危害公民人身与财产安全的黑社会犯罪活动有效地抑制下去。

  在现代世界的发达国家、欠发达国家与转轨国家中,“打黑”均成为国家的主要事务。其中的差别主要在于,发达国家实行的是依法打黑,欠发达国家则往往过度诉诸国家强制力与有组织犯罪这种非法暴力之间的对峙,转轨国家则在依法打黑和使用国家强制力之间显示其灭罪的决心。

  在转轨中国,黑社会犯罪—~包括官商明暗结合的权钱共谋、以公司组织为名的巧取豪夺、黑社会组织对于社会运动的控制、以暴力手段掠夺他人财富、有组织地走私贩毒,以及意在非法积聚财富的组织化的以强凌弱,其中的犯罪行径,令人触目惊心,让整个社会都不得安宁。

  在这种局面中,国家权力的掌控者,自觉地意识到“打黑”的极端重要性:这不仅是赢得民心、聚集政治资本的契机所在,也是体现政治家个人政治敏锐和行使国家权力高超能力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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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中国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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