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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我给杨沫开车的日子


□ 段燕勤

  到今年12月11日,老作家杨沫离开我们整整12年了。然而,我给她开车的日子却恍如昨日,她的音容笑貌,时常浮现在眼前,不禁百感交集。我只能把怀念之情落于纸上,慰藉她在天之灵。
  我知道杨沫的名字始于《青春之歌》。《青春之歌》一书轰动了大江南北,蜚声文坛,后来又改编成电影及歌剧、话剧、曲剧等剧种。从此杨沫的名字便家喻户晓。一本《青春之歌》令多少中华儿女心驰神往,如醉如痴,激发起前进的勇气啊!我还知道《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的原型就是杨沫,从此杨沫便成为我心中的偶像。
  可是在风云突变的“文革”年代,一夜之间《青春之歌》被说成是为刘少奇树碑立传的大毒草,我好困惑!一部广大人民喜爱的书,怎么会是毒草呢?我更希望早日见到杨沫。
  说来也许是缘分,1979年我调入北京市文联从事汽车驾驶工作,那时我正年富力强,36岁。由于工作关系我来到杨老家,见到了慕名已久的老作家杨沫。她那时居住在什刹海附近的柳荫街,一个安静、整洁的独院里,院子四周摆了不少花盆,花盆里栽种着应时的花木,姹紫嫣红、青翠欲滴,满院飘香。杨老的书房朴素大方,书柜里摆着各种书籍。杨老身穿一身普通裤褂,说一口标准普通话迎接我,一副慈祥的神态,和普通人没有两样。我多年的夙愿实现了,喜悦之情自不待言。
  那时百废待兴,文联正处于恢复阶段,交通工具只有两辆小车,一辆是北京750小卧车,一辆是北京吉普车。文联既要开展工作,又要照顾好作家们参加社会各项活动,困难可想而知。可是还有个别作家用车时一看司机开来的是吉普车,脸上立刻露出了不悦之色,我们司机心里好难受。
  然而杨沫却不同,有一次杨老要参加一个社会活动,当时只有后开门吉普车,于是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把车开到杨老家。一见杨老我赶紧解释说:“杨老,机关只有后开门吉普车了,请谅解。”杨老笑着说:“小段,你别在意,坐什么车都行,战争年代,一夜工夫常走百八十里路,现在能有吉普车坐那可幸运多了。”说完杨老高高兴兴地上了车,我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后来议论此事,人们说杨老很随和,从来不摆架子。我又听说杨老少年时曾在北京西山温泉女中上学,时常从西直门乘人力车去学校。遇到贫苦的车夫,除车费照付之外,常把自己的零用钱也给了人力车夫。杨老这一点美德至今未变,在后来我和杨老的交往中深深领悟到了这一点。
  有一年冬天,我送杨老去看病。杨老一上车就和我攀谈起来:“小段,我看你脸上气色不好,是不是有什么病?”我说:“我有胃病,天凉时经常胃痛。”杨老说:“这可能与你的职业有关。”杨老说的还真对,在来文联之前我在北京市农科院工作,成年累月开车拉着领导和专家下乡搞科学种田,生活很不规律,因而得了胃病,有时发作起来苦不堪言,虽经多方治疗都未见效。这时杨老主动热情地说:“今天我去一位针灸专家那儿治病,顺便让他给你看看好不好?”我当然高兴。从那之后,我和杨老每天上午便到西直门内一家诊所去针灸,坚持了一个疗程的治疗。果然不愧是专家,疗效甚好,我食欲大增,精力充沛,脸色也开始红润了。在结算诊费时大夫说:“杨老已替你交过了。”我坚持把诊费还给杨老,可她说什么也不肯收。她说:“你家中上有老,下有小,工资又不多,我生活条件比较好,这点钱不算什么。”杨老一番话令我感慨不已。
  杨沫是全国人大代表,为了不辜负人民的重托,一年一度的“人代会”她都是带着病痛坚持参加。当时代表和驻会工作人员都要交纳餐费,杨老在报到那天总是把司机的餐费代交,我知道杨老的为人,所以也就不再和她争执。那时名牌香烟非常紧俏,每位代表只供应两条,杨老总要送给司机一条。
  当市文联第一批宿舍楼在办公楼后院建成之后,杨沫、萧军、管桦等联名给文联党组写信,鉴于司机同志工作的特点,经常早出晚归,经常在节假日加班加点……建议优先解决他们的住房。不久党组便采纳了他们的意见,使司机的住房和工作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斗转星移,我已到天命之年,但这些年毕竟在文化圈和文艺界人士有广泛长远的接触及交往的机缘,自然而然地受到了熏陶。所谓“熏”也就是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促使我萌生了写作的念头。
  于是我写了一篇短文《管桦人如其竹》,不承想居然被《北京纪事》刊发了。杨老说:“小段,看到你写的文章了,写得不错。”显然她为我的拙作而高兴,我也深深懂得这是杨老对我的鼓励。我怯怯地说:“杨老,和您接触这么多年了,也想写写您,可是总觉得胸有千言不知从何落笔,又怕写不好而影响您的形象。”杨老微笑着说:“写你印象最深的事,写你的感触,写不好也没关系,我给你改嘛!”杨老的话令我万分高兴,心想有杨沫这位大作家给我当老师,何愁写不好呢?于是我勇气倍增,信心十足,连夜就把初稿写出来了。
  第二天正好杨老用车,我顺便把稿子交给了她。第三天杨老来参加市文联成立45周年纪念活动,便把改好的稿子还给了我。当时,我欣喜若狂迫不及待地一口气看完了。觉得有画龙点睛之感,不仅文句简约了,文章内容也显得充实、生动、丰满了许多。比如,文中的第二段写道:“那时百废待兴,文联正处于恢复阶段,交通工具只有两辆小车,一辆是北京750小卧车,一辆是后开门吉普车,文联既要开展工作,又要照顾好作家们参加社会各项活动。可是还有个别作家用车时一看是后开门吉普车,脸上立刻露出了不悦之色。”在此句后面杨老加了一句:“我们司机心里好难受。”这一笔不仅写出了当时我们司机的心态,而且语义、文句也完整了,由此可以看出杨老对我们理解至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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