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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旦”与“查良铮”


□ 易 彬

现在人们对于诗人“穆旦”和翻译家“查良铮”均赞誉有加,但是仔细检索一番却可发现一个多少令人感到惊讶的事实: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两个形象是分离的,对于两者的研究也是不对等的。早在他大学期间,绝大多数的同学只知道勤奋好学的查良铮,而不知他就是能写一手好诗的年轻诗人穆旦(杜运燮观点)。这倒不难理解,年轻的作者对于名声并不在乎。之后的情形却颇耐人寻味。新中国成立之初留学归来后,依然是“查良铮”更广为人知:“查良铮”随着大量翻译物(教材和文学名著)的出版广为人知;曾经写下过极具个人意绪的诗歌的“穆旦”却极少出现在刊物上,作品集更是禁绝出版,读者自然很少知道穆旦为何许人也。再后来,形势更为严峻,据穆旦妻子周与良说,连穆旦本人也极少谈及他曾以“穆旦”为名写过诗;而“查良铮”之名仍然在随着此前大量印行的译作广为流传,不少人甚至慕名登门拜访——拜访普希金诗歌的译者“查良铮”,而不是“穆旦”。
新时期以来,署名“查良铮”的译作再一次大量印行,对于“查良铮”诗歌翻译成就的研究多有出现,开始用“最”修饰“查良铮”,卞之琳曾将查译《唐璜》称为“中国译诗走向成年的标志之一”,王佐良则把查良铮和戴望舒推为“最成功的两位译诗家”,切实的讨论也有出现。同时,“穆旦遗作”也开始零星地出现在刊物上,“穆旦”随着一九八一年出版的《九叶集》、一九八四年出版的《八叶集》(海外)和一九八六年出版的《穆旦诗选》而逐渐浮出历史地表。两个形象终于可以跨越种种因素的限制而“复合”——用“并存”可能更为确切,因为与“查良铮”的热闹相比,与读者大清早排着长队购买作品,热烈地讨论,勇敢地喜爱以及强烈的精神满足相比,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穆旦”的“发现”过程要艰难得多,也冷清得多,对于穆旦诗歌的先锋性与反叛性的讨论要犹豫得多,胆怯得多。
从八十年代末期直到今日,作为诗人的“穆旦”逐渐成为了一个持续不断的研究热点,“最”又开始被用来修饰“穆旦”——穆旦作为最杰出的汉语诗人之一而得到了非常广泛的讨论。与此同时,由于种种原因,比如读者阅读口味的转换——查译多为浪漫主义诗歌,新的读者更为期待的乃是现代派译作,“查良铮”译著的出版逐渐失去了轰动效应,成为了无穷无尽的出版物中平常的一类;对于“查良铮”翻译艺术的讨论也逐渐淡化,这一点,对照分别出版于穆旦逝世十周年的纪念文集《一个民族已经起来》(一九八七)和二十周年的《丰富和丰富的痛苦》(一九九七)就可了然:前者收入了专题讨论查良铮翻译及翻译艺术的论文五篇,后者甚至连一篇也没有:非常彻底的遗弃。
有了这样一种“形象分离”和“研究状况极不对等”的背景,几乎囊括了全部穆旦创作和译作的十卷本穆旦诗文译文集的出版就成为了一个饶有意味的事件。“穆旦”和“查良铮”作为同一个人的两种不同身份的代码,最杰出的汉语诗人之一与最优秀的翻译者之一,第一次在真正意义上并行出现在同一套出版物之中了——不过,版权页上的“穆旦译文集”还是清楚标明“穆旦”已在某种意义上凌驾于“查良铮”之上,这可见出近年来“穆旦”在编者、研究者心目中或者说潜意识中所占有的优势,尽管这些文字没有一个是以“穆旦”的名义刊行的。这一次出版将在多大程度上引致两个形象的真正“复合”,至少,将在多大程度上重新唤起学界对于穆旦诗歌翻译艺术的关注,是一个可待估量的事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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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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