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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信奉教条


□ [德]沃尔夫·莱本尼茨

“报刊文章绝不能这样开头!”我常常听贝尔说这句话。我们曾经多年和一位搞文学研究的日本同事山崎正和一起编辑《通信》杂志,这本杂志由纽约外交关系理事会出资发行。尽管没有正式主编一职,贝尔毫无争议地担当了主编的角色,他的倡议我们也都每每心悦诚服:从选定每期主题,调整拼版,到每篇文章的配图遴选。我们在贝尔身上了解到什么是事无巨细的编辑。贝尔曾在《财富》杂志效力十年之久,他在一九五八年辞职时,传媒巨擘亨利·卢斯大吃一惊:“你不是一直全身心投入当记者吗?为什么要辞职呢?”贝尔的回答是:“三个原因:六月、七月、八月。”在那个暑假,当时任《财富》记者的贝尔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教了三个月书,他得到继续任教的机会,当然贝尔选择学术道路的考虑由来已久,绝不会仅仅因为一个假期的课程。丹尼尔·贝尔一九一九年生于纽约,他天生地能够以社会学的视角看世界。他直觉敏锐,能把握社会结构的根本变动,如今,他的书名已成为每个人描述现代性时很难回避的标识语汇,而无需一再提及它的启用者:《意识形态的终结》,《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后工业社会的来临》。
贝尔在哥伦比亚大学任社会学教授多年,他一九六九年转道哈佛教书,直至一九九○年退休。回想他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三八年间在纽约城市大学就读的时光,时至今日,可谓恍如隔世。纽约城市大学有“穷人哈佛”之誉,作为贫穷的东欧犹太移民,贝尔当时在入学注册时可免交学费。很快贝尔就跻身“纽约犹太知识分子”的行列,他们并非都是犹太教信徒,凝聚起他们的是共同的理念。他们把自己看成世界公民,虽然没有根蒂,但同属离散的大家族。犹太人的身份对于贝尔到底意味着什么?“我在非常虔敬的家庭里长大,上的是犹太学校,意第绪是我的母语,学校里老师和学生都不说英语,我们在意第绪语和希伯来语之间往返互译。在学习犹太法典的过程中,我掌握了论辩。我认为自己是个极有宗教感的人,但是我心目中的宗教核心与其说是上帝,倒不如说是神性。宗教对我而言既非仪式,也非教义;宗教是神性和传统,它设定人类无法僭越的边界。犹太教的拉比都不是牧师,而是老师,这给我影响很大。当庙宇坍塌的时候,什么能够得以存留?是宗教典籍!”
我去马萨诸塞州的剑桥拜访贝尔时,我们已经有一年没见面了。他住在哈佛大学附近,房子加建了一小栋配楼。现在贝尔的妻子——著名文学评论家艾尔弗雷德·卡津的妹妹——珀尔总算可以搬回家,与丈夫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了,几年前珀尔在一次车祸中受重伤,如今需要两位护士二十四小时轮班看护。贝尔的家中堆满书籍,藏书规模可想而知,除此之外,他还是个艺术鉴赏家,收藏了精美的日本版画和德国表现主义的绘画。贝尔曾经称自己在政治上是自由分子,在经济上拥护社会(福利)主义,在文化上属于保守派。这样的自白现在还依旧吗?“当然——因为我不把社会看成整体论意义上的系统,我将其一分为三。一个人完全可以在一个领域激进,而在另一个领域全然保守。我在政治上是自由主义者,因为我相信个人的贡献,相信一个公正的由贡献型精英治理社会的理念。我在经济上崇尚社会(福利)主义,这取决于我对分享的重视,每个人都应当以具有尊严的方式分享现有的资源。由于我坚守价值与传统,在艺术和文化上我审慎保守。”
贝尔最喜好拿自封的社会主义者自嘲,他回忆在纽约城市大学的时光,所到之处社会主义不绝于耳,甚至斯大林分子中也不乏才俊,以至于当时人们都说,纽约是苏维埃的地盘,而且是最有趣的地方。城市大学的社会主义者们信心十足,激扬文字,退稿信上的评语都赫然写着:不如托尔斯泰写得好。如果有人在时局辩论上提出:“你我都知道,托洛茨基的当务之急是什么——但问题在于他知道吗?”他们可是当真格说的。贝尔和其他人都一样,也相信社会(福利)主义,但是他从不信奉教条,后者则寥寥无几。如何解释这一点呢?
我很幸运。我相信社会(福利)主义是受大萧条的影响,我看到人们住在瓦楞铁皮的简易房里,忍饥挨饿。资本主义似乎到了尽头,人人都信奉社会主义。那时我结识了鲁多尔夫·洛克尔,他本是个基督徒,为了编辑出版《劳动者自由之声》(Fraye Arbeter Shtime)学习意第绪语,那是一份用希伯来字母印刷的意第绪语报纸。洛克尔被人们称作‘无政府主义的拉比’,他给了我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读物,我从中了解到喀琅施塔得军港的水兵起义,他们在一九二一年投奔托洛茨基,要求原先承诺给他们的面包和自由选举。而红军的组建者托洛茨基怒斥他们:‘这简直是叛乱。’并下令射杀水兵。人们在不同的地方拥有自己的喀琅施塔得,在三十年代的几次大肃反中,在匈牙利暴动中,在布拉格之春。我的喀琅施塔得就是喀琅施塔得港。
贝尔和他的很多大学校友一样,是在纽约东区的底层长大的,贫困的环境没有把他压倒,而是给了他卧薪尝胆的动力。他们这一代人对社会(福利)主义的信奉,不是来自使人改宗易派的突发性经历,他们就是在社会(福利)主义的理念中成长的,就像穿着哥哥姐姐的晃晃荡荡的旧衣裳长大那样。孩子们还在上学,就已经加入了工会,骑着自制的四轮小木车,为宣扬一个更加公正的社会四处演说。贝尔也不例外,他为此还背诵了厄普顿·辛克莱的小说《丛林》中的片断,博得了纽约街头行人的惊叹:“这个小家伙出口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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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6年第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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