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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的诗学


□ 藤 威

  智利诗人聂鲁达,初登文坛时凭着伤感多情的情诗博得读者青睐和评论家们的赞扬。很多聂鲁达研究者都认为,是一九三六年的西班牙内战造成了聂鲁达诗歌发生转折,转向政治诗的创作。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他的生平经历,就会发现,对现实政治的关注和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是贯穿其一生的,所以这种转变并非如此出乎意料,更谈不上是断裂。出身智利南部地区铁路工人家庭的聂鲁达,三十岁前一直过着营养不良、穷困潦倒的诗人生活。他虽然在精神上像个贵族,但却始终生活在社会底层。这使得底层的苦难成为他日常生活的场景和感同身受的经验。
  十七岁到圣地亚哥读大学的聂鲁达成为了学生联合会机关刊物《光明》杂志的通讯员。那时的学生联合会总部是学生运动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作为“政治和文学的战士”,聂鲁达成了《光明》杂志的一员。上世纪二十年代,智利国内人民运动轰轰烈烈,但寡头集团也在采取一切措施稳固统治,于是全国处于极其激烈的对抗之中。进步青年学生支持人民的要求,支持失业的硝石矿和铜矿工人的抗议游行,但在圣地亚哥却遭到警察的镇压。他每周都在《光明》杂志上发表一篇抗议文章。从此以后,政治因素断断续续渗透到他的诗和生活中。在他的诗中,“再不可能关闭通往大街的那扇门”;但同时,他也强调自己同样“不可能把青年诗人心中通往爱情、生活、喜悦和悲哀的那扇门关闭”。义务和爱情是他的两只翅膀,缺少任何一翼,他都无法飞翔。因此,我们不能以西班牙内战将聂鲁达的诗歌创作一劈两半,认为之前是甜蜜情歌时期,之后是政治抗议时期。一九五七年来中国访问的聂鲁达,在演讲中阐明自己的诗歌理念时说,“一个诗人是不能忘记本国人民斗争的,这是不允许的,这不是因为任何教条,而是他的责任。如果一个诗人对人民没有责任感,就写不出任何好诗来”。但是紧接着聂鲁达就强调指出,诗人不能只谈政治问题,诗人还应该写爱情诗。“如果一个诗人,他不写男女之间的恋爱的话,这是一个很奇怪的诗人,因为人类的男女结合是大地上面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
  即使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最苦闷的东方时期,尽管聂鲁达在自己的创作中不断描绘死亡的阴郁之图,但是印度当时的社会现实和民间诗人自觉的责任感深深震撼了他。那些民间歌手或诗人身穿白色长袍,蹲在草堆上,用自己的小鼓伴奏,吟唱自己的歌曲和诗句。那些诗歌虽然是按照同样形式和古老歌谣的韵律写成的,但是内容和感情都发生了质变——不再是统治者淫荡、享乐的歌,而是反抗的歌,是反饥饿的歌,是写于狱中的歌。这样的情景让人感觉非常神圣。多年以后,聂鲁达在回忆录中还能细致地再现当时的场面。他写道:“印度到处都能遇到许多这种青年诗人,他们忧郁的眼神令人难忘。他们刚刚出狱,也许明天就要到监狱的大墙里去;因为,他们力图奋起反抗贫穷和神明。这是我命该在其中生活的时代,这也是世界诗歌的黄金时代。”在东方任职时期,他和那些当地的殖民者格格不入,虽然同当地的居民因为语言不通、文化差异也十分隔膜,然而正是这些他不能理解的普通人屡屡在他最艰难的时刻无私地帮助他。他因此总结出一条经验:诗人不能惧怕人民。他认为那些贫苦人代表了一种“黑暗中开花的美”。
  但也无可否认,一九三六年的西班牙内战的的确确是一个巨大的外力。如果没有亲眼目睹、亲身经历这场战争,聂鲁达也许不会一下子喷发出心中积蓄已久的抗议之声,不会一下子将实现对社会和人民的义务作为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业。而西班牙内战之所以给聂鲁达心中留下无法愈合的伤,是因为他最喜爱的兄弟加西亚·洛尔卡的被害,年轻的米格尔·埃尔南德斯的狱中惨死。他们并非政治家,只是在完成一个真正的诗人应该尽的义务——歌颂爱,歌颂正义,歌颂和平,歌颂自由,歌颂世间一切美好的事物。但是为勤劳朴实的西班牙百姓歌唱的“西班牙吉他”和“夜莺”被扼杀了。从此,聂鲁达的诗歌便“幽灵似地停留在人类受苦受难的街心,并开始从那里升腾起一股鲜血的激流”。兄弟们的鲜血滴在了他的心上,化作了愤怒的诗句,并成为他诗歌的灵魂。正因为这鲜血凝成的诗魂,那些诗句才不会磨灭。他在这一时期创作了《西班牙在我心中》和《愤怒与痛苦》,这两本诗集后来收入《第三居所》。《第三居所》同前两集《大地上的居所》沉浸于个人的孤独和幻灭感中完全不同,它表达的是整个世界的毁灭和全人类的痛苦。
  在战火硝烟的时代,在革命风起云涌的时代,世界没有为诗歌单独辟出一个世外桃源或专门建造一座象牙之塔,哪怕一个小角落也没有预留。诗人没有选择,你不是选择起来加入战斗的行列中,就是同毁灭世界的法西斯主义站在一边。没有中间路线,面对被欺凌和被侮辱的人群沉默,就是对战争和压迫的纵容。聂鲁达并非认为诗歌应该充满刀光血影,相反,他认为“诗歌创作永远是一种和平行动”,“诗人诞生于和平环境,和面包由面粉制成是一样的”。然而,“纵火者、武士、狼都在搜寻诗人,以便烧死他,杀害他,咬死他”。他们惧怕诗歌的力量,他们要通过害死诗人扼杀诗歌。“但是,诗歌没有死,它像猫一样有七条命。有人折磨它,把它拖在街上,啐它,嘲弄它,一心要吊死它,流放它,把它投入监狱,向它射击。然而,它逃脱了所有这些谋害事件,把脸洗得干干净净,而且发出米粒一样灿烂的微笑”。马查多、洛尔卡、埃尔南德斯以及阿尔贝蒂等所有当时西班牙最优秀的诗人,他们在内战中的被枪杀和被放逐,使西班牙诗坛凋零败落。因此,对于聂鲁达来说,投身战斗,就是捍卫诗歌的生命和尊严,是继承友人的事业,继续诗歌的“抗争宿命之路”。西班牙的经历,使他开始自觉地为诗歌寻找一条在那样的时代生存的方式。“《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中忧郁的主观性,或者《大地上的住所》中痛苦的哀伤”都被抛到脑后,他找到了“一条矿脉”,被现代主义诗歌丢弃已久的人道主义被重新拾起。人,才是“最靠近的、最根本的、最广泛的、最出人意料的事物”。他反省自己的创作过程,“我思虑过整个世界,却没有想到人;我残忍而痛苦地探索过人的心灵;我看见了城市——不过是空荡荡的城市,却没有想到人;我看见了外表悲惨的工厂,却没有看见屋顶下的、大街小巷的、车站的、城市里和村野上的痛苦”。从此,人,尤其是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成为他诗歌的主人公。他总是希望在他的诗歌中能浮现人的历史,人的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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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4年第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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