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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的诗学


□ 藤 威

  智利诗人聂鲁达,初登文坛时凭着伤感多情的情诗博得读者青睐和评论家们的赞扬。很多聂鲁达研究者都认为,是一九三六年的西班牙内战造成了聂鲁达诗歌发生转折,转向政治诗的创作。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他的生平经历,就会发现,对现实政治的关注和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是贯穿其一生的,所以这种转变并非如此出乎意料,更谈不上是断裂。出身智利南部地区铁路工人家庭的聂鲁达,三十岁前一直过着营养不良、穷困潦倒的诗人生活。他虽然在精神上像个贵族,但却始终生活在社会底层。这使得底层的苦难成为他日常生活的场景和感同身受的经验。
  十七岁到圣地亚哥读大学的聂鲁达成为了学生联合会机关刊物《光明》杂志的通讯员。那时的学生联合会总部是学生运动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作为“政治和文学的战士”,聂鲁达成了《光明》杂志的一员。上世纪二十年代,智利国内人民运动轰轰烈烈,但寡头集团也在采取一切措施稳固统治,于是全国处于极其激烈的对抗之中。进步青年学生支持人民的要求,支持失业的硝石矿和铜矿工人的抗议游行,但在圣地亚哥却遭到警察的镇压。他每周都在《光明》杂志上发表一篇抗议文章。从此以后,政治因素断断续续渗透到他的诗和生活中。在他的诗中,“再不可能关闭通往大街的那扇门”;但同时,他也强调自己同样“不可能把青年诗人心中通往爱情、生活、喜悦和悲哀的那扇门关闭”。义务和爱情是他的两只翅膀,缺少任何一翼,他都无法飞翔。因此,我们不能以西班牙内战将聂鲁达的诗歌创作一劈两半,认为之前是甜蜜情歌时期,之后是政治抗议时期。一九五七年来中国访问的聂鲁达,在演讲中阐明自己的诗歌理念时说,“一个诗人是不能忘记本国人民斗争的,这是不允许的,这不是因为任何教条,而是他的责任。如果一个诗人对人民没有责任感,就写不出任何好诗来”。但是紧接着聂鲁达就强调指出,诗人不能只谈政治问题,诗人还应该写爱情诗。“如果一个诗人,他不写男女之间的恋爱的话,这是一个很奇怪的诗人,因为人类的男女结合是大地上面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
  即使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最苦闷的东方时期,尽管聂鲁达在自己的创作中不断描绘死亡的阴郁之图,但是印度当时的社会现实和民间诗人自觉的责任感深深震撼了他。那些民间歌手或诗人身穿白色长袍,蹲在草堆上,用自己的小鼓伴奏,吟唱自己的歌曲和诗句。那些诗歌虽然是按照同样形式和古老歌谣的韵律写成的,但是内容和感情都发生了质变——不再是统治者淫荡、享乐的歌,而是反抗的歌,是反饥饿的歌,是写于狱中的歌。这样的情景让人感觉非常神圣。多年以后,聂鲁达在回忆录中还能细致地再现当时的场面。他写道:“印度到处都能遇到许多这种青年诗人,他们忧郁的眼神令人难忘。他们刚刚出狱,也许明天就要到监狱的大墙里去;因为,他们力图奋起反抗贫穷和神明。这是我命该在其中生活的时代,这也是世界诗歌的黄金时代。”在东方任职时期,他和那些当地的殖民者格格不入,虽然同当地的居民因为语言不通、文化差异也十分隔膜,然而正是这些他不能理解的普通人屡屡在他最艰难的时刻无私地帮助他。他因此总结出一条经验:诗人不能惧怕人民。他认为那些贫苦人代表了一种“黑暗中开花的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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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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