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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元初北方汉儒的民族观及其政治抉择


□ 罗贤佑

  元初是一个政治格局与民族关系发生剧烈变动的时期。当时在北方汉族儒士之中,少数人固守“夷夏之辨”观念,坚持不与蒙古政权合作的态度;多数人则从民族关系变动导致的政治现实出发,对于时势动向有着较为自觉和清醒的认识,能够通权达变,主张“用夏变夷”,并积极投身于元初的政治实践,大力推行汉法,从而对促进民族融合与推动元朝历史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元朝 北方汉儒 民族观 汉法

  作者罗贤佑,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地址: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27号,邮编100081。

  元代是中国封建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重要阶段,也是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关键时期。元朝初年,正值新、旧政权兴亡嬗变之际,民族冲突剧烈,政治局势动荡,中国社会经历了“天崩地裂”般的变化。社会巨变必然在意识形态领域有所反映,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精英的汉族儒士,其民族观也受到时代的深刻影响。汉族儒士所具有的民族观尽管同属于儒家体系,但由于诸种主、客观社会条件的差异,当时北方汉儒的思想意识却不尽相同,由此导致其政治抉择也是各异其道。本文试图从元初民族关系发展变化的角度对此论题作些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自魏晋南北朝始,北方游牧民族曾多次入主中原,在华北地区建立政权,到了元代,来自草原的蒙古族更是建立了规模空前的全国性统一王朝。尽管王朝更迭、政权交替,但汉民族从来也没有遭到削弱而消失于无形,反而愈加壮大。其中奥秘之一,就在于以儒家为核心的汉族文化从来没有中断过,儒家“重文化、轻血缘”的民族观在精神领域一直发挥着强大的支配作用。儒家学说中对华夷关系的认识是多重的:一方面,孔子主张“立夷夏之大防”,提出“裔不谋夏,夷不乱华”①的原则。《春秋》的主导思想之一便是“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②就明显地反映了“华夷之辨”的观念。另一方面,孔子划分夷夏的界限是文化的,而不是血缘的、地域的。后人称:“孑L子作<春秋》,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①基于这样一种文化至上的民族观,孔子主张对周边的少数民族实行“修文德以来之”的和平同化政策。孔子说:“居处恭,执事敬,虽之夷狄,不可弃也”;②“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③孔子相信,只要推行德政,少数民族就可以融合于华夏文化之中。孔子认为“中国”与“夷狄”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不断发展的。子夏发挥孔子这一观点,认为恭敬有礼的“君子”可以取得四海之内的信赖,相亲如兄弟。④所谓“四海之内”当然也包括居于海内的“夷狄”。如此说来,夷夏之间的界限,并非不可逾越,孟子甚至说: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都可以“得志行乎中国”。⑤对于《春秋》所宣扬的“尊王攘夷”精神,按孟子的解释,“攘夷”无非是“诛其君而吊其民”,⑥最终目的还在于“用夏变夷”,⑦使“夷狄”接受“诸夏”的教化,改变自己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制度,特别是伦理道德和风俗习惯。

  孔子开创的儒学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到两宋时期已经表现为理学的形态。由于两宋所处的特殊历史环境,两宋理学家头脑中的“夷夏之辨”、“内外之分”、“尊王攘夷”等观念日益加重。宋代又是正统学说蓬勃发展时期,而“华夷之别”往往是区别正统与否的重要标准之一。例如,欧阳修不仅撰有颇有影响的《正统论》,还将其理论运用于修史实践中,他所修撰的《五代史》将辽朝附于“四夷”之中,“妄加贬訾”,引起辽朝君臣极大的反感。⑧

  两宋国力赢弱,外患严重。这种形势增强了汉族士大夫的忧患意识,他们强调中原与周边民族的内外之分,大谈所谓“春秋大义”,贵夏贱夷思想达到浸肌浃髓的程度。这在南宋理学家身上表现得尤其明显。例如,胡安国说:“中国之有夷狄,犹君子之有小人……内中国而外夷狄,使之各安其所也。”⑨朱熹说,《春秋》大旨不过是“诛乱臣,讨贼子,内中国,外夷狄,贵王贱伯”而已。⑩永嘉学派的黄仲炎贱夷思想更为激烈,竟把夷狄比作禽兽,说:“昔者圣王之待夷狄也,盖有道矣。于其来也,接之而不伤义;于其叛也,讨之而不伤仁。山川之所限,风气之所移,夷狄蛮戎近乎禽兽,奈何使与中国齐也。”名儒谢枋得在宋元鼎革之际,以“夷夏之防”立论:“嗟乎,夷而灭五帝三王自立之中国,有天地以来无此变也。‘同人’者必辨其族类之可同,‘随时,者必随其正则无咎。”他认为宋之亡于元,是亡族问题,是民族的耻辱。而有些南宋士人竟“狺狺然曰‘我善同人’,‘我善随时,,是不亦大可悲乎?”所以他对于江南士人“降附元朝”的现象痛心疾首,常常形之于诗,发泄亡国之悲愤。总之,南宋理学家的民族观(或夷夏观)浸淫着浓厚的自我正统意识和“严夷夏之防”的民族主义因素。

  北宋灭亡后,南宋在江南立国,中原大批儒士南徙,理学也随之流传到南方。尔后,南宋著名学者朱熹吸收程、张等北宋诸家学说,“集理学之大成”,使理学形成完整的体系。而北方在金朝统治下,理学却未能发展起来。清人全祖望在《宋元学案·鲁斋学案》中说:“河北之学,传自江汉先生。”①所称“江汉先生”即赵复。黄宗羲论述北方理学发展时也说:“自石晋燕云十六州之割,北方之为异域也久矣。虽有宋诸儒叠出,声教不通。自赵江汉以南冠之囚,吾道入北,而姚枢、窦默、许衡、刘因之徒,得闻程、朱之学以广其传,由是北方之学郁起。”②由此可知,在金末元初时,号称“江汉先生”的大儒赵复在湖北德安被俘,与“名士数十人”及“伊洛诸书,送燕都”,③自此,理学遂在华北地区传播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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