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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底之蛙的谬误


□ 包华石

  斯图亚特·霍尔曾说:“文化实践则成为一个交锋的领域来阐述各自的政见。”
  几年前,我在北京的课堂上讨论宋代公共舆论的性质和发展,讲完之后,一位学生举手表示疑问,他大概的意思是:“宋代的中国不可能有公共舆论!大家知道公共舆论需要公共空间才能发展。在西方,咖啡馆早已成为公共舆论的空间,但宋代的中国显然没有咖啡馆,可见公共舆论无从发展!”这位学生很认真,但是,我怀疑他或许顺读了一批后殖民学派的作品。不可否认,后殖民研究对于人文研究的贡献很大,不过此派的学者偶尔也会喜欢鼓吹某某概念原来是“西方的概念”。所谓“西方”的概念,艺术、山水(风景)画都包括在其中,甚至于“空间”都被视为“西方”的概念。这个误解可以称为“井底之蛙”的谬误,即将某种地方性的社会实践当做普遍性的典范,而忽视核心历史现象的存在。
  这个诡辩颇复杂,其逻辑弱点有三。其一是如前所说,将地方习惯视为普遍性的典范。譬如,宋代的确没有咖啡店,但有茶馆、酒楼、书院等公共领域,虽然不是咖啡馆,但社会功能大同小异。我在课堂上给学生们解释这种谬误时,常常举餐具为例。请读者想象一位著名的西方理论家在讨论西方现代化的发展,想象他假设早期现代化的一个特征是餐具的发明。“餐具,”他可以很得意地说,“是现代化过程中一个关键的发明,且是西方独有的发明”。倘若有人敢提出中国早就有筷子,我们虚构的理论家也许会说:“真正的餐具有挑选以及分割的功能,筷子只有挑选的功能,因而不能与西方式的餐具同日而语。”
  这个例子当然是个假设,不过如此令人哑然失笑的例子在实际当中并不难找。肯尼思·克拉克爵士(Sir Kenneth Clark)曾经宣称,山水画是西方独有的现象。要么他从没听说中国有山水画的传统,要么就是他坚持山水画最关键的特点是定点透视法。如同咖啡馆或刀叉一样,既然中国的山水画缺乏西方地方性的特点,当然就名不正言不顺。针对这一说法,需要我们做一下逆读。而要逆读的话,就得考虑此一论调是冷静研究的结果还是策略性的辩术。幸亏,一九九四年,理论家米切尔(W.J.T. Mitchell)在《山水与势力》(Landscape and Power)中批判了克拉克,同时指出,中国悠久的山水画历史是不可否定的。米切尔之所以批判克拉克,倒并不是出于辩护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而是他体会到,要形成关于山水画的具有分析力的理论,就一定得将“山水画”这个现象视为社会形式的动态产物,以此去研究它历史性的特质。只有这样,才能够辨别“山水画”与帝国的社会形态之间的关系。
  我们讨论的谬论的第二个逻辑缺欠,为时间序列中的张冠李戴。一个显著的例子是将当代所建构的“西方”与历史上古代的欧洲相混淆。 举个例子,艺术史家经常使用我们当代的、强调社会属性的“性别”(gender)概念来分析文艺复兴的文化实践。但带上社会烙印的“性别”(gender)与自然赋予的“性别”(sex)显然不同。gender是由社会构建的,而sex却不是。但是,强调性别的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的差异,是二十世纪晚期以后才有的现象。古代意大利人和古代中国人一样未曾意识到此类东西。但是,一旦当汉学家使用社会属性的“性别”(gender)时,研究西方文化的同人们有时就会反对说,gender是由来已久的“西方”的概念,不适合于对中国文化的阐释。几年前,高居翰对此论调提出了讥刺的怀疑:
  尽管你可能会奇怪,为什么这种观点需要说明,因为它看起来仿佛不证自明。然而,研究意大利绘画的学者们并不将其研究局限于瓦萨里关注的问题。我以此来回答另外一个常见的指责:介绍和研究那些在传统中国艺术中不存在的或只见蛛丝马迹的问题,等于是将西方人的观点强加于中国艺术之上。这种争论在我看来完全是混淆视听。(“Some Thoughts on the History and Post-History of Chinese Painting,” Archives of Asian Art 55,2005)
  之所以说其混淆视听、似是而非,是因为我们现在所建构的“西方”与古代欧洲的现实显然不同。 高居翰体会到,如果我们汉学家接受这种诡辩,那么,有不少重要的研究课题我们只能三缄其口。比如我们将不敢研究“山水画”,这一现象自然得归功于所谓的“西方”。倘如此,在学术领域,我们汉学家就安全地将自己殖民化了,把自己的思考自动地限于那些所谓的“西方”学者所划定的楚河汉界。
  第三种逻辑弱点可以称为作茧自缚的错误。倘若我们不说“举贤任能”而说“精英领导”,这个在中国发明的行政措施就成为“西方”的东西了。如果不说 “形似”而说“写实主义”,针对现实的艺术描绘方法就被视为西方独有的现象了。我这么说,当然不是忽视宋代的“举贤任能”与十九世纪的“精英领导”的区别(比如,欧洲人接触到中国的科举制度以后又花了几百年才将其施用于政)。我们不该以为这两个概念是同一的。然而,我认为,历史学家将受益于用这同一个类别去研究中国与欧美官制行政的发展。 换句话说,为了研究官制的历史特征,我们必得超越文化政治的范畴,而承认举贤任能与精英领导作为社会实践并非判若云泥,只是在不同的时代同一种社会形式所会产生的个别形态。如此,我们一方面会更多地了解社会发展的基本动态,另一方面,也能够避免自我殖民化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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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8年第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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