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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底之蛙的谬误


□ 包华石

  斯图亚特·霍尔曾说:“文化实践则成为一个交锋的领域来阐述各自的政见。”
  几年前,我在北京的课堂上讨论宋代公共舆论的性质和发展,讲完之后,一位学生举手表示疑问,他大概的意思是:“宋代的中国不可能有公共舆论!大家知道公共舆论需要公共空间才能发展。在西方,咖啡馆早已成为公共舆论的空间,但宋代的中国显然没有咖啡馆,可见公共舆论无从发展!”这位学生很认真,但是,我怀疑他或许顺读了一批后殖民学派的作品。不可否认,后殖民研究对于人文研究的贡献很大,不过此派的学者偶尔也会喜欢鼓吹某某概念原来是“西方的概念”。所谓“西方”的概念,艺术、山水(风景)画都包括在其中,甚至于“空间”都被视为“西方”的概念。这个误解可以称为“井底之蛙”的谬误,即将某种地方性的社会实践当做普遍性的典范,而忽视核心历史现象的存在。
  这个诡辩颇复杂,其逻辑弱点有三。其一是如前所说,将地方习惯视为普遍性的典范。譬如,宋代的确没有咖啡店,但有茶馆、酒楼、书院等公共领域,虽然不是咖啡馆,但社会功能大同小异。我在课堂上给学生们解释这种谬误时,常常举餐具为例。请读者想象一位著名的西方理论家在讨论西方现代化的发展,想象他假设早期现代化的一个特征是餐具的发明。“餐具,”他可以很得意地说,“是现代化过程中一个关键的发明,且是西方独有的发明”。倘若有人敢提出中国早就有筷子,我们虚构的理论家也许会说:“真正的餐具有挑选以及分割的功能,筷子只有挑选的功能,因而不能与西方式的餐具同日而语。”
  这个例子当然是个假设,不过如此令人哑然失笑的例子在实际当中并不难找。肯尼思·克拉克爵士(Sir Kenneth Clark)曾经宣称,山水画是西方独有的现象。要么他从没听说中国有山水画的传统,要么就是他坚持山水画最关键的特点是定点透视法。如同咖啡馆或刀叉一样,既然中国的山水画缺乏西方地方性的特点,当然就名不正言不顺。针对这一说法,需要我们做一下逆读。而要逆读的话,就得考虑此一论调是冷静研究的结果还是策略性的辩术。幸亏,一九九四年,理论家米切尔(W.J.T. Mitchell)在《山水与势力》(Landscape and Power)中批判了克拉克,同时指出,中国悠久的山水画历史是不可否定的。米切尔之所以批判克拉克,倒并不是出于辩护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而是他体会到,要形成关于山水画的具有分析力的理论,就一定得将“山水画”这个现象视为社会形式的动态产物,以此去研究它历史性的特质。只有这样,才能够辨别“山水画”与帝国的社会形态之间的关系。
  我们讨论的谬论的第二个逻辑缺欠,为时间序列中的张冠李戴。一个显著的例子是将当代所建构的“西方”与历史上古代的欧洲相混淆。 举个例子,艺术史家经常使用我们当代的、强调社会属性的“性别”(gender)概念来分析文艺复兴的文化实践。但带上社会烙印的“性别”(gender)与自然赋予的“性别”(sex)显然不同。gender是由社会构建的,而sex却不是。但是,强调性别的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的差异,是二十世纪晚期以后才有的现象。古代意大利人和古代中国人一样未曾意识到此类东西。但是,一旦当汉学家使用社会属性的“性别”(gender)时,研究西方文化的同人们有时就会反对说,gender是由来已久的“西方”的概念,不适合于对中国文化的阐释。几年前,高居翰对此论调提出了讥刺的怀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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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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