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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雕思想内涵的传承及现代发展之路


□ 许晓菁 丁 薇

  徽雕艺术始于唐宋、盛于明清,虽历上千年仍具旺盛的生命力。徽雕艺术又称“三雕”,主要指明清时附于建筑的木雕、砖雕、石雕艺术。在徽州建筑中众多的牌楼、牌坊,民居的门楣屋檐均饰以精美的石雕、砖雕,且层层相叠,不胜其繁;民居内是木雕梁栋,精致绝伦,形成极具思想内涵的地域文化现象。
  
  一、徽雕艺术的思想内涵
  
  成长于厚实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基础上的徽雕艺术,集山川之灵气,融风俗文化之精华,以风格独特、结构严谨、雕镂精湛的艺术特色,体现出鲜明的地方文化特色和深厚的思想内涵。徽雕内容主要为掌故传说、飞禽走兽、花卉祥云三类,这些作品一方面通过高度的艺术提炼,以夸张等手法赋予物象丰富的想象力、创造力,使其极具装饰性;另一方面,借图案的寓意或谐音表达作品的主题。作品或崇孔孟、或重教化,提倡积德行善、治国济世,或抒情言志,或状景咏物,手法不拘一格。它们追求主观意向的表达。运用装饰手法将自然物象和对生活的愿望、理想加以主观化,渗透着儒家价值观和传统的道德标准,体现出深刻的艺术思想内涵。
  徽州本是山越人的天下,随着中原士族的不断迁入,士族文明和儒家文明渐成徽州社会的主体。到了两宋期间,程朱理学的崛起,更使徽州诵经之声不绝,崇儒之风日盛。这种深厚的文化积淀使徽商从骨子里烙上了儒家思想的印记,即使是在迫于生计外出经商,儒雅之风仍不时显现。这一独特的自我定位,使徽商在激烈的商海竞争中独树一帜,走出了一条仕商融合的经商之路。商而好儒的徽商凭借以商从文、以文入仕、以仕保商的策略,带动了徽雕艺术在商、学互动中良性循环。一方面,徽商的世界观决定了徽雕艺术的内容及品味,为徽雕艺术奠定了丰厚的思想基础;另一方面,许多徽商本人既是儒学信徒又是金石收藏及书画、篆刻方面的行家,他们以商人的方式传承徽雕艺术。经商致富后,自然更加热衷于乡土艺术文化的建设。徽雕艺术正是在这样浓郁的地域文化氛围和雄厚的经济实力中打造并走向辉煌的。
  徽商的经营宗旨是“以德治商”,即注重诚信、注重自律、讲求商业道德,鄙忌以欺诈手段获利。因此,徽商把商业信誉看作是无形资产,认为树立良好的商业信誉,并以此获得顾客的充分信赖才是商业兴旺发达的有力保证。在徽州传统文明和徽商自身文化根基中产生和形成的以仁为经商之核心、以诚、信为从商之本的经营伦理,不仅是徽雕艺术的生存之本,同时也为徽雕艺术的发展、繁荣、传承和保护奠定了和谐的人文环境。
  徽商是一个文化水平较高的社会群体,他们注重学习,注重个人道德修养。一些家族对族中聪颖好学的弟子,无力从师者,必须给予资助,并将此列入族规,世代遵行。许多幼年在家族兴办的学堂或书院中受过启蒙教育的徽商,带着一定的文化知识走进商海,致富后更加热衷于在家乡投资办学、广建书院。据记载,清初时的徽州,书院多达五十四所(参见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宋、明、清三代,徽州各县进士总计达一千二百四十二人。由于重视教育,程朱理学不仅主宰了徽州人的思想行为,同时更有力地促进了徽州社会的进一步儒学化。这样以“修身、齐家、治国”等教义为主要内容的徽雕艺术走向繁盛,就成了顺理成章之事。反映“孝道”、“忍让”、“忠义”、“冠礼”、“读书及第”、“小康之世”等儒家文化本质特征的徽雕艺术也就找到了依存的思想基础(参见张炯炯《古徽州雕刻的文化底蕴及艺术特色》)。位于黟县宏村的承志堂,在其前厅的额枋上雕有《唐肃宗宴官图》,中门上雕《百子闹元宵》,东西两边雕饰着《三英战吕布》、《战长沙》等富有寓义的浮雕。后厅的额坊上雕有《郭子仪上寿图》。南向梁坊上雕的《九族共荣图》(也叫《百忍图》),表现的是唐高宗时,对张家九世同堂赞叹不已,询问张公艺治家之法,张连书百个“忍”字,高宗顿悟,赐锦帛、授金匾,立为治家楷模的故事。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位于那十二对莲花门窗格心上的“二十四孝”的故事浮雕。这些以极具教化意义的民间经典故事为表现形式的徽雕作品,其内容的思想性完全与儒教文化思想相吻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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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文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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