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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建构的当代反思(专题讨论)



  [编者按]中国哲学史的建构是中国哲学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近几年来,围绕着“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现代命运备受关注,在中国学术界和国际汉学界激起了重新思考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身份和反思中国哲学之现代学科形态的热潮。对中国哲学建构历史的探索和对其当代形态的反思,已成为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哲学找准定位、谋求发展的关键,也成为其重新调整与西方哲学的关系、重建自身话语系统的前提。本刊组发此专题讨论,旨在通过对中国哲学建构历程的寻根,反思现代中国哲学形态的特征、问题与方法,对中国哲学的现状作更深入的分析和前瞻,更为清晰地观察中国哲学的当下境遇和未来发展。
  [提 要]李明辉认为,中国历史上确实存在“作为思想传统的中国哲学”,但中国哲学作为学科,则是中国人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根据西方哲学模式建构起来的。换个角度,如果将哲学界定为一种“生活方式”或“生活艺术”,那么应当肯定,中国文化中有着长远而丰富的哲学传统。高瑞泉从哲学社会学的角度将现代性视为中国哲学现代转型的内在向度,并从社会存在、时代精神、社会心理等层面,分别以进化论、马克思主义、现代新儒家为例,观察了中国哲学如何在现代性之“动力”特性下驱动着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向。景海峰收缩“中国哲学合法性”讨论的问题域,发现其同现代学术的制度化安排以及学科的规训化方式密切相关。作为追求现代性的学术体系,中国哲学的形态深受社会科学制度化的影响;对于中国哲学的当代反思,除了方法的检讨、思想的过滤和体系的省察之外,制度建构和体制保障方面的问题也应在清理之列。郭齐勇认为,关于中国哲学的研究方法论,一是要关注理解的历史性与诠释的相应性,二是要兼顾中国哲学学科的主体性与中西哲学的对话性,三是要注重中国哲学的特殊性与丰富性。应当超越西方一般知识论的框架、结构、范畴的束缚,自觉发掘中华民族原创性的智慧与古已有之的治学方法,发掘反归约主义、扬弃线性推理的“中国理性”、“中国认识论”的特色,予以创造性转化。
  [关键词]中国哲学建构 中国哲学形态 中国哲学现代转型 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K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07)03—0053—12
  
  论中国哲学的建构问题 李明辉
  
  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中国台北11529
  所谓“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使用“合法性”一词并不妥当,混淆了“合法性”(Legality)与“正当性”(Legitimacy)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因为从实定法(positive law)的观点来看,只要违背现行法律的行为便不具有“合法性”,但是我们仍可以从自然法(halural law)的观点来质疑现行法律是否合理,而这乃是“正当性”的问题。因此,当我们问“是否有中国哲学”时,我们提出的其实是“正当性”的问题,而非“合法性”的问题。
  这一正当性问题并非始于今日。众所周知,“哲学”一词不是中国固有名词,而是来自日本。日本人西周(1829—1897)在1866年出版的《百一新论》中,将philosophy以汉字译为“哲学”。此一译名其后逐渐为中国知识界所接受并通行至今。王国维在其1903年发表的《哲学辨惑》一文中,便主张“哲学为中国固有之学”。
  但“哲学”这一语汇的使用,在当时即时常引起质疑。例如,马一浮(1883—1967)曾写道:“书院所讲习者,要在原本经术,发明自性本具之义理,与今之治哲学者未可同日而语。贤者之好尚在治哲学,若以今日治哲学者一般所持客观态度,视此为过去时代之一种哲学思想而研究之,恐未必有深益。”可见,马一浮显然并不认为中国传统义理之学是一种“哲学”。又如,欧阳竞无(1871—1943)于1923年在南京高等师院哲学研究会中演讲时,提出“佛法非宗教非哲学”之说,可见他对“哲学”一词是否适用于佛学,抱持强烈的怀疑。
  熊十力虽然接受“中国哲学”一词,但也特别强调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之不同:“中国哲学有一特别精神,即其为学也,根本注重体认的方法。”牟宗三的《中国哲学的特质》在1963年出版,其第一讲的标题便是“引论:中国有没有哲学?”他和熊十力一样,承认中国过去有哲学,但特别强调其重点与西方哲学不同:中国哲学特重主体性,是以生命为中心。
  为了避免这种因“哲学”一词的暧昧性而引起的尴尬,有些学者用“中国思想史”一词来取代“中国哲学史”一词。远的例子是侯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近的例子是葛兆光的《中国思想史》。
  1991年6月,德国杜宾根(Tübingen)大学有一场关于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研讨会,汉堡大学教授傅敏怡(Michael Friedrich)提交该会议一篇论文——《论中国哲学之创构——现代儒学的一项课题》。在此文中,傅敏怡开宗明义提出一问题:何谓“中国哲学”?对此,他引用了伽达默尔在《作为哲学的概念史》一文中对“哲学”一词的看法。伽达默尔的意思大概是说:西方哲学在与实证科学的关系中寻求自身定位,而东方的“哲学”则不具有这种历史背景,故彼此间并不具有共同的基础可以相互比较。傅敏怡由此认为,所谓的“中国哲学”(Chinesische Philosophie)并不存在于中国历史之中,而是近代中国学者在接触了西方哲学之后“创构”出来的,严格而言,应当称之为“哲学在中国”(Philosophie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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