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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社会”的类型


□ 王铭铭


  暑假期间,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行龙教授召集了一次小型的学术会议,议题是“区域社会史比较研究”,我应约与会。
  去之前,我刚从四川平武调查回来,匆忙间误过了订票机会,只好在会前请求老友小张驱车前往。路上又遇石太高速维修关闭,需从险峻而拥挤的太行山十八盘绕路,耗了二十二小时路程,抵达太原山西大学学术交流中心已是清晨六点,会议将在八点三十开幕。行龙教授费了一番苦心,想使会议具有“非区域色彩”。从与会人员名单看,北京、上海、山西、天津、广州、厦门、香港等地高校和科研机构,都有同行参加。而在国内区域社会史领军的中山大学、厦门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历史学家以及他们的海外盟友,则再次成为会议的“明星”,已是一个“华南学派”,他们在会议上,无论是在发表论文,还是在论文评议方面,都拥有强大的话语力量。我们几个可怜的“北方学者”与之势不均,力不敌。直到接近会议的尾声,突然间三篇来自北方高校的论文打破沉寂,让归属于“华北学派”的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家杨念群教授目露喜色。
  那三篇论文出自北京师范大学赵世瑜、山西大学行龙、山西大学张俊峰之手,它们分别以“分水之争”、“从共享到争夺”、“水案冲突”为主题对问题展开讨论。叙事姿态和行文气势各有不同,但资料都来自山西,所谈的问题也专注于“水利社会”这个概念;为此,不同学者也关注到这种社会形态在历史形成过程中,民间信仰和仪式所起的关键作用。
  对于“水利社会”这个概念,会上不是没有争议。我私下也怀疑,社会史学家将什么东西都与“社会”挂钩,犹如人类学家将什么东西都与“文化”挂钩,有喋喋不休之嫌。但会议的这节讨论牵涉到了一个有实质意义的观点:水资源的集体利用,对于某些地区的共同体构成,所起的作用是学者不应忽视的。这不免使我想起老派汉学家魏特夫(Karl Wittfogel)的“水利说”。这位西方历史学家替我们指出,水的控制是社会的控制的关键手段。魏特夫是个政治态度摇摆不定的学者,但他的一生给我们留下的遗产,似乎都与亚洲专制政治的历史研究有关。水利在他的眼里,与任何可能找到的证据一样,表明古代中国的“暴君制度(despotism)”,乃是基于国家对于水利设施的整体控制而建立的(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徐式谷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魏特夫的“东方暴君论”想像,在提供一种水利与社会构成之间关系的历史解释时,是有独创之处的。然而,这位忽视“暴君制度”的剩余空间的学者,企图在理论上驾驭一个难以控制的地大物博的“天下”,并误以为“天子”一样具备这种驾驭能力。魏特夫将所有的现象融为一体,当作自己论点的“支撑”,将“治水”这个古老的神话与古代中国的政治现实完全对等,抹杀了其间的广阔空间。
  研讨会上,魏特夫这个名字被提到了,但学人们所关心的还是具体的资料。“让资料说话”,又造就了一种局面:三篇论文的资料都显示,水利与其说是传统中国“暴君制度”的产物和基石,毋宁说是超村庄的地方社会构成的主要渠道。理论上讲,这个说法绝对不能自居为“原创观点”。魏特夫本人也早已承认,“远在天边”的华南地区广泛存在一种与他所说的“暴君主义”不同的“氏族家庭主义”。到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人类学家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开始关注这种现象,在他的论著中(《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刘晓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二○○○年版),这种“氏族家庭主义”的社会形态,核心的类型是“村落—家族”,而华南地区(包括东南沿海的福建)“村落—家族”之所以如此普遍存在,正是因为这个广大的地区地处皇帝力所不及的“边陲地区”,这里由密集的水利网络支撑的稻作经济,既能养育大量人口,又能成为人口稠密地区公共设施的核心组成部分(Freedman, Chinese Lineage and Society, London,1966),以致成为地方化家族之间争夺的资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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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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