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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兆基

  《读书》一九九八年第三期刊登程光炜先生的文章《诗人李白凤先生》,记叙了李先生的坎坷际遇,读后不禁为之扼腕唏嘘,不过又觉得与自己记忆很有些出入,于是就翻起书来。好在李先生是位不大不小的名人,虽然未见到李先生的长篇传记、年谱,但零星资料一下子就找来一摞,很足以证明“程文”之非了。
  其一,李先生的政治态度。在“程文”中,李先生俨然是位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立场鲜明的进步人士,甚或是左翼作家。“三十年代与鲁迅先生过从甚密”,抗日战争胜利后,以西南联大教授身分参加过昆明学生反蒋示威游行,“衬衣上染着血迹”,差点儿遭到特务殴打;上海解放前夕,他还拒绝接受在国民党中任高官的侄子送来的三张飞机票,不愿去台湾,要留在上海迎接解放。他被人目为“现代诗人”仅仅是因为在《现代》杂志上发表过作品,与施蛰存、戴望舒等诗风相近。
  李白凤先生平生经历,笔者所见到的材料都语焉不详,均说是做过教员、职员,较为具体的坐实了的是“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九年,在上海财政局(一说为社会局)做职员”,并未言及他参加过哪个进步组织,从事过什么革命活动。既然是“与鲁迅先生过从甚密”,在鲁迅作品或他人回忆文章总会提及,哪怕是片纸只字,可是笔者找遍所能及见的材料均未谈到。揆诸常理,李先生三十年代初到上海为一文学青年,很难与鲁迅有所接触,就是在沪日久,开书店,办刊物的施蛰存先生对鲁迅有所干求,都是由冯雪峰转达。与鲁迅过从甚密之类的说法,简直近于神话。
  李白凤先生是诗人、学人,在解放以前那种环境中,我们很难在政治上对他提出过高的要求,即使有某些失检之处,也是可以理解的。李先生是一位有民族气节的正直的对学术以求的知识分子,施蛰存先生回忆与李氏初见印象说得很好,“白凤是个坦率、耿直的北方青年。他坦率,所以胸无城府,喜怒立即形于辞色;耿直,所以受不了一点委屈”。是应该像这样以平常心态看历史人物。
  其二,是李先生解放初期的际遇。“程文”多处张冠李戴。一是最早就职的为“哈尔滨工业大学”,而非后来兴办的“哈尔滨军事工业(按:应为“程”)学院”。哈工大是二十年代就办的老校,系科较全,派李先生去,并非一无是处。二是山西大学李先生确实待过,并非是要李先生在“山大”和“河大”(按:应为开封师院)中作选择。三是李先生在开封师院教的是苏联文学,而非外国文学。这三点均有文字为证。
  “程文”中的错处起了误导作用,弄得李先生人格错位了。李先生仿佛成了狂狷之士,其实据施蛰存先生看,他有其软弱的一面,有时不得不为“五斗米”而折腰。
  其三,李先生的晚年。“程文”说,“李白凤先生成了开封街头的拉板车的老头”,“半晌时分,他会买一只白薯充作午饭,一边吃,一边还不住用袖子抹不停淌下的鼻涕,若不知情,还以为是街上行乞的乞丐。”而据施蛰存先生转述李的来信,“直到一九六二年,他可以在家休养”,“今后岁月只有依仗贤妻的供应和女儿的帮助”。在失去工作以后,李先生并未去拉板车,而是继续从事金石学和历史学研究,书法也愈臻上乘了。他的晚年著述有:《周易“爻变”的辩证规律》、《金文骈枝》、《东方氏族考》、《东夷杂考》、《彝铭文字流变初探》、《说文解字古籍疑义》、《古铜韵语》,等等。在困境之中,李白凤先生犹不失学人的文化本位的风范,其人格是很值得敬仰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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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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