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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仃与艺术设计及策划


□ 邹 文


张仃与艺术设计及策划图片1
美术,一般可与印象中的油画、中国画、木刻版画、水粉水彩、雕凿塑作等造型样式划等号。但依模糊逻辑和“ART”一词翻译的不确定性,事实上,“美术”几乎成了“艺术”的别称,越来越多地收容了许多具有应用性、科技性、行为性、综合性的“类美术”现象或成果。艺术设计或策划意味着“美术”外延的扩张。
艺术设计可定义为以艺术(主要是造型艺术)的规律、取向、手段、效果或行为流程进行的构思、预想、计划,常针对社会产品进行。艺术设计不同于一般美术创作,主要承担审美物化前的创意,不止于单件作品的完成,尚期待下游分工环节的续作,并使该设计得到应用。由于下游环节增多,合作面扩大 ,致艺术设计漂移常规美术创作,出现更零散、更抽象的特征。极端观念化的艺术设计,甚至不再表现为具体的作品形态,而更加无形化、行为化,即所谓艺术策划。
艺术设计与策划作为特殊的美术存在,占有越来越多的份额。著名美术家张仃先生,是一个率性而为的艺术家。他的一生,被创作的激情牵引,画出心源,言为心声,内心的创作冲动,乃为艺术的驱策力。他不世故,不功利,甚至不精于艺术的“算计”,但时代的机遇和他所处的位置,使他的许多个人行为都具有社会化的性质;使他的许多私人的设计思想、意志成为了某种重大后果的起因。他不能不被归类于现代策划学的案例。也许张仃先生是中国现当代美术史上,最重要的艺术设计与策划者。其主要作为与成就体现在几大方面。
一、标徽设计。这是张仃断续从事的一种艺术设计。代表作有20世纪40年代在延安为“作家俱乐部”完成的标徽(造型为火与钥匙的结合,喻普罗米修斯盗取光明予人类);20世纪50年代的人民生活标徽(以衣、食、住、行四种象征形象表示);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校徽设计;20世纪90年代的天坛医院院徽设计;山东临沂银雀山竹简博物馆馆徽设计。共和国历史上最重要的设计,首先出自张仃的原创构思——国徽设计。政协会徽也是张仃的手笔。
张仃与艺术设计及策划图片2
二、邮品设计。张仃领衔或执笔完成的邮品有数十种之多。创作期集中在20世纪50年代,多以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背景。首开新中国的第一批纪念票设计的先河。20世纪80年代首轮生肖票中鸡票的设计,可代表张仃的邮品设计成就。作者还十分专业、系统地设计了鸡票的套票。1985年,张仃担任邮电部邮票图稿评审委员会副主任。
三、宣传出版物设计。这是张仃作业量最大的一类设计。集中反映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一批宣传招贴。1934年,张仃经刘半农推荐,到北平《世界日报》半工半读,从事广告设计,这一点可资证明张仃广告设计的职业出身。抗战期间,张仃倾力完成许多影响广泛的漫画型宣传招贴设计,如《收复失地》、《日寇轰炸平民区》、《不要上日寇的当》,1946年的《在毛泽东旗帜下前进》等。张仃一生,曾主持或参与多种出版物的编辑、出版,他侧重对这些出版物,如《新美术》(流产)、《东北画报》、《东北漫画》、《农民画刊》、《三年解放战争》、《民间剪纸》、《装饰》等进行形式设计。其中,1958年由张仃创刊的《装饰》,首期采用张仃等设计的封面,极具书卷气的设计清风,堪为书刊设计的典范之作。
四、电影动画形象设计。此类设计虽然总量不多,但很有影响力。体现为1978年任美术总设计完成的动画片《哪吒闹海》。该原画设计凝聚了张仃40年的漫画创作及装饰艺术理念之精髓,对中国风格的美术电影及儿童绘画读物影响深广。《哪吒闹海》同时成功地借助大众喜闻乐见的电影形式,策划了美术的新传播实践。
五、展会活动设计。此类设计的行为性、综合性特征最为明显,在张仃前40年美术生涯中占很大比重。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多次国际展会宣传,几乎都寄托在张仃任美术总设计的场馆整体作品中。20世纪30年代,张仃积累了在抗敌宣传中频繁设计展会活动的经验。延安时期,张仃曾设计“大生产展览会”。1951年—1956年间,中国每年都出国参加博览会。张仃曾将展会设计送往布拉格、莫斯科、巴黎、华沙、莱比锡、罗马,有时甚至亲临现场指挥。开国大典的游行队伍,也是张仃的设计作品,其中队列、彩车、道具配置,色彩、气氛、场景安排,都属于审美的另一种思量。虚怀若谷的张仃,处理如此浩大、庞杂的美术工程,举重若轻。新中国的一系列外出展会,因张仃的设计挣足面子。一些场馆被奉为经典,上了所在国邮票画面;一些场馆甚至险些被全盘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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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装饰 2005年第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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