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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创作中的翻译掠影


□ 靳顺利 谢淘沙

  摘 要:文学创作和翻译构成了文学的两大主要形式。这两个方面相互争鸣,丰富了我们的文学世界。遗憾的是,人们忽略了创作与翻译之间的联系,夸大了二者的区别,甚至把它们完全割裂开来。长期以来,翻译的概念局限于将一种语言文字中蕴涵的内容或信息换用另一种语言文字来表达。因而能列入翻译研究范围的也只是那些有源文本对照的文本。而有一些文学创作也包含翻译现象,但因无明确源文本对照的翻译却被拒在翻译研究门外。本文着眼于传统翻译概念的局限,分析林语堂的The Importance of Living所包含的翻译现象,进而点明文学创作与翻译的密切联系以及翻译概念更新的必要性。
  关键字:文学 创作 密切联系 更新概念
  
  一、传统的翻译概念
  
  在中国传统的翻译研究中,翻译流行的定义是这样的:“将一种语言文字种蕴涵的内容换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从支谦的“因循本旨”到严复的“信达雅”,尽管这些定义有着细微的差异和侧重,但核心是忠实于原作。根据这种思想,翻译研究的目的也就变成了寻求一种绝对的准则来指导翻译。其结晶是“案本-求信-神似-化境”。
  西方传统的翻译概念大同小异。纽马克认为:翻译是一种以一种语言中相同的书面信息或陈述替换另一种语言中的书面信息或陈述的技术。巴尔胡达罗夫:翻译是将一种语言的言语产物(话语)在保持内容,即意义不变的情况下改变为另外一种语言的言语产物的过程。奈达认为,翻译是从“语义到文体上在译语中用最近似的自然对等值再现原语的信息”。卡特福德认为,翻译是“用一种等值的语言的文本材料去替换另一种语言的文本材料”。
  通过分析上面的定义,我们不难总结出传统翻译研究认为不可或缺的要素:源于文本,翻译文本,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通常情况下,人们能够可以接受对译者的忽视,但是,决不能容忍没有源文本对照的翻译文本。因为,翻译通常被看作是跨文化的一种交流活动,所以,应当毫无疑问地存在源文本。换句话说,没有明确的源文本对照的翻译文本不能被称之为翻译文本。根据这种观点,林语堂先生的英文作品The Importance of Living理所当然地被拒之于翻译研究的门外,更多的人愿意将这部作品看作是创作而非翻译。我们并不需要急于判定这种观点的真伪,先看一下The Importance of Living中的一些例子。林语堂在谈到 Two Chinese Women时写道:
  What busybody planted this sapling?/Morning tapping,/Evening rapping!//It's you who're lonesome,fretting!/Banana getting,/Banana regretting!
  千万不要认为这是林语堂信手拈来的创作之笔,上首诗出自蒋坦的《秋灯琐忆》,是在其老年夫人尚在的时候写的。原诗为:
  是谁多事种芭蕉?/早也潇潇,/晚也潇潇!//是君心绪太无聊!/种了芭蕉,/又怨芭蕉!
  在The Importance of Living 一书中,这样的翻译比比皆是,又例如林语堂对《归去来辞》的翻译,对李密庵《半半歌》的翻译等等。
  从上面的例子我们不难看出,The Importance of Living其实包含了大量的翻译。因而武断地将The Importance of Living排除于翻译研究范围是不公平的。此时,一个新的问题应运而生,到底The Importance of Living是文学创作呢,还是翻译?
  
  二、翻译与创作的关系
  
  在传统的观念中,翻译和创作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或者应当说二者的区别被夸大了。杨自检的观点可以代表传统上对二者的区分。杨自检在《翻译学研究的返祖模式》中谈到了何谓翻译,及其与创作的关系,他指出以原文为本,以译者为中心,以“忠实”与“对等”的追求作为本质属性,竭尽全力使译文全方位靠近原文的跨文化的交际行为。之所以把“忠实”作为翻译的本质属性,是与“创作”作为参照系的。本质区别在于有没有另一个现成文本为依据。创作可以参阅很多资料,也可引用,但不能依照现成文本来完成;翻译不管有多少变体,都必须依照一个现成文本来完成。翻译和创作之间应该是一个集合(set),可以表示为:T=﹛t1,t2,t3,t4,…tn﹜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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