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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天下模式”——专访冯兴元


□ 岳振

  近来,国家一些部委密集出台

  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的相关细则,很多地方也在加大发展民营经济的力度。从这些迹象看,在中国,资本自由流动的实现程度或将出现更大的提升。

  从地方层面看,最引入关注的是重庆。2012年4月下旬,重庆市“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的宣传举动备受外界关注。根据重庆市委宣传部的部署,重庆市所有媒体都要大力宣传报道民营经济。有重庆工商界人士评论认为此举“多年未见”;当地一位官员表示,目前重庆正处于转向借鉴民营经济更发达的浙江、广东,特别是向广东省全面学习发展经验的阶段。(见财新《新世纪》201 2年第19期报道“重庆‘挺私’”)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冯兴元等学者研究认为,资本自由流动扩大了企业、创业者乃至普通个人的成功机会和经济自由。资本流动的自由程度越高,企业数量特别是中小企业的数量就会越多。由此也可看出一个地区创办企业的难易程度以及当地对财产保护的力度。

  冯兴元等学者最新的研究显示,2009年,资本自由指数排名第一的是浙江省,排名第二、三、四位分别是广东、江苏和上海。浙江省从2007至2009年均保持了排名第一的位置,广东在2007年排名第三,2008年排名第二。重庆从在2007年到2009年,资本自由度指数都排名第十一位。2008年和2009年,贵州、‘青海、甘肃三省的资本自由度在全国排名都是最末三位。

  民营经济的繁荣程度与资本自由程度高度相关,资本越自由的地区,民营经济乃至整体经济也越繁荣。冯兴元等学者认为,企业的资本自由是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经济自由的重要维度。而近几年,舆论在对“广东模式”和“重庆模式”的讨论中,一个焦点话题恰恰是事关经济自由的民营资本空间和企业家财产权利。从这个视角看,这些关于“模式”的讨论,实际上是对资本或经济自由在更深层次上的制度争辨。

  近日,财新《中国改革》记者就这些“模式之争”所反映出的经济自由问题,专访了冯兴元研究员。在他看来,尽管“广东模式”也并没有完全脱离中国现有政治经济框架,但是与“重庆模式”不同,其更加凸显了市场取向和自由精神,代表了中国的发展方向。但如果要向更高层面、更加健康的市场体制迈进,中国还必须深化体制转型。

  “广东模式”总体上突出市场取向

  虽然广东地区也必然受到现存整体体制与文化的影响,但是,广东当地的市场文化、个人自主精神也同样比较突出

  财新《中国改革》:最近几年,学界对“中国模式”的讨论很热烈,分歧也比较大。争论的焦点是,中国发展的内在动力究竟是“市场自由”还是“强势政府”。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冯兴元:“中国模式”维护了一定程度的经济自由,但是,又强调威权政治控制。因此,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模式”就是所谓“东亚模式”的翻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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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中国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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