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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领》、中产阶级与中国的误读


□ 周晓虹

《白领》、中产阶级与中国的误读
周晓虹

多数人的写作或者缘于现实的思考,或者缘于阅读的兴趣。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阅读会促进对现实的思考,对现实的思考常常也会求助于阅读。说到我自己这两年对中国中产阶级或主流媒体所说的中等收入群体的研究,最初的兴趣大概来自于美国社会学家莱特·米尔斯的那本《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二十多年前在南开大学读社会学硕士的时候,我们这些年轻的学子就是这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斗士、“左派阵营中的文化牛仔”(艾尔文·豪)的崇拜者。
缘此,当二○○二年南京大学出版社约请我翻译《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一书时,我几乎没有犹豫就答应了下来。不过,当时我没有想到这本书的翻译会一拖三年,并且其中大部分章节后来是在几十次旅途中完成的。
在旅途中完成翻译,一者确实是因为平时俗务缠身,二者因为翻译是打发旅途寂寞的最好方式。其实,旅途本身的见闻也颇有助于我对中产阶级这一现象的理解。先是在去印度的新航班机上,随手翻到一本新加坡杂志,上面的一篇文章讨论的恰是印度的中产阶级,观点如何不说,数据倒十分清晰,说印度有七亿中产阶级。因为二○○三年去过一次印度,也知道印度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致状况,所以看到这样的数据多少有些不以为然。会议结束后去孟买。离开孟买那天下午,结账后还有三个多小时才去机场,我坐在Heritage Hotel附设的咖啡店里,一边喝着味道醇厚的印度红茶,一边干着手头的翻译,真是觉得工作原来也可以是如此悠闲。而读着米尔斯的精彩论述,望着咖啡店经理说起“你不知道么?印度是中产阶级国家”的那份自得,再看看窗外拥挤、繁忙、沸腾的孟买,不由得想起整整一百年前刚刚大病初愈的韦伯访问芝加哥的情形。

在韦伯眼中,那个正因为大规模的工业化而从一个原本只有几万人的木材转运站朝向上百万人的大都市急剧迈进的芝加哥,在资本主义的原始动力的激励下,“像一个没有包膜的巨大心脏在有力地跳动着”。满街的汽车、琳琅满目的商品、潮水般的人流、每天七千列火车的进出,加上将那一幢幢洋溢着殖民色彩的建筑衬托得更加辉煌的既肮脏又拥挤的贫民窟,我仿佛从孟买身上看到了一百年前的芝加哥。离开孟买以后,将此种感受通过电子邮件告诉了印度德里大学的Veena Nargal小姐,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Nargal博士回信道:“我不相信中国的城市和印度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就孟买像芝加哥,中国的北京和上海呢?”其实,中国的城市也同样在迅猛地发展,也像一颗颗有力跳动的心脏,只是这一颗颗心脏有着厚厚的包膜——国家,或者说国家的控制,而这种强力的控制确实遮蔽了资本繁殖的原始动力和原始形态。

我们现在所说的“中产阶级”即英文中的middle class,最早出现在近代以来的欧洲。自十七世纪甚至更早,欧洲社会就出现了现在被称作“现代化”的社会变迁历程,但人们公认的这场大变迁的“震中”却是十八世纪欧洲的两次大革命。如果说现代意义上的英国中产阶级的出现与工业革命有着最为密切的关联,那么法国中产阶级的最初形态则是那个后来在一七八九年的大革命中扮演了积极角色的第三等级。
和欧洲社会略有不同的是,早在工业化之前,美国的老式中产阶级,包括自由农场主、店主和小企业主,就曾占到过总人口的80%。这与美国广袤的土地为大多数老移民提供了足够的资源有关,也与米尔斯所说美国没有经历封建时代,在工业化之前缺乏一个暴敛社会财富的上层贵族阶级有关。但是,在进入工业化之后,尤其在工业化的早期,一者由于新移民的大量涌入,二者由于部分农民和小企业主的破产,工人阶级逐渐成为人口的大多数。美国工业化的早期历史,在一定程度上见证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早期社会日益分化为工人和资本家两个对立阶级的看法。
但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随着美国社会工业化的完成及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工人阶级的人数开始减少,中产阶级的人数重新开始回升。“一九五六年,在美国职业结构中,白领工作者的数量在工业文明史中第一次超过蓝领工作者。……到一九七○年,白领工作者与蓝领工作者的比例超过了五比四。”(丹尼尔·贝尔)而且,尤为重要的是,在中产阶级中,大量出现的不是小农场主、店主和小企业主这些被米尔斯称之为“老式中产阶级”的人,而是随着后工业社会的出现日益增多的所谓“新中产阶级”,包括专业技术人员、经理阶层、学校教师、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以及在商店内部和外部从事推销工作的人。米尔斯发现,一八六○年中产阶级雇员只有七十五万人,而一九四○年达到一千二百五十万人。其中,新中产阶级的人数占到56%,而七十年前他们只占15%。在米尔斯之后,随着科技革命的发展和大型垄断组织的兴起,美国白领的总数上升到七十年代的五千万,一九八○年后则占到全部劳动力的50%以上。在今天的美国,“工人阶级只占劳力的25%,而专业和技术的阶级(像管理者、教师和研究者)则占到总劳力的30%以上”。在丹尼尔·贝尔看来,与制造业经济转向服务业经济相伴随,“科学的日益科层化和脑力劳动的分门别类日益专门化”,使得专业技术人员无论在人数还是在重要性上,都开始取代企业主而居于社会的主导地位。而这一切,正是所谓“后工业社会”的主要景观。尽管八十年代后,因为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局部“去工业化”,以及高端技术的使用和信息化的浪潮,对战后导致中产阶级暴涨的那些职业(如一般的管理人员、文职人员和销售人员)形成了威胁,工作两极分化、“中产阶级面临衰落”,但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社会形态并没有彻底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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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7年第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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