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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遗书书法的分期及艺术风格


□ 文 化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震惊中外的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道士王园篆无意中发现,里面所藏的上起魏、晋,下及北宋的汉、藏、回鹘、龟兹、于阗、梵文等各种文字书写、印刷的经卷文书、卷轴幡画等多达四万余卷。其内容包括儒、佛、道的经典,民间的契约、书牍,寺院的账簿、诗词歌曲、变文、韵书,古代科技文书、医药文书、古乐谱、习字文书等等。这些珍贵文物的发现,旋即引来了世界各国的“探险家”,包括英国的斯坦因、法国的伯希和、俄罗斯的俄登堡、日本的桔瑞超、吉川小一郎等,先后利用哄骗引诱等方法盗去了经卷文物三万余件。剩下的后来运至北京图书馆,已经不到一万卷。这是我国近代史上最大的一次文化古籍的发现,也是最大的一次文物典籍的流失。
  敦煌遗书从书法风格上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佛、儒、道诸家的各种经典和古代重要文献。这类书卷一般内容较多、篇幅较长,书写时一般都由专门的书手、经生抄写。所以,其书风规范,书写技巧高超,注重通卷的整体性和装饰性。书体以隶书、隶楷和楷书为主,兼有行楷。如斯氏11号《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五十三、五十四》(黄永武编《敦煌宝藏》)、斯氏85号《春秋左传杜注》(同上)和敦煌经卷文书中的大部分书卷皆属此类。第二类是诗词歌曲、文牍告敕。这一类题材由于篇幅较短,内容活跃多变,一般都是即兴之作,没有长篇经籍那么严肃规整。在书写上可以更为自由、浪漫一些。因此,此类文书的书写则更能发挥书家、书手的个性,使作者的艺术修养、审美修养以及社会阅历、政治见解等创作因素都能得到充分发挥。书体常以行书、行草甚至小草书写。如斯氏372、373号《李存勖诗五首》、《唐玄奘诗五首》(同上)皆用行草书写。其笔法劲健豪迈,在纵逸之中显出古拙之意,笔势翻飞有致,时擒时纵,气势生动流畅,其精魄锋髓有北宋大家黄山谷之风,通篇作品洋溢着书手纯真炽烈的感情。敦煌文物研究所藏唐代《大骁骑张君义等二百六十三人加勋敕》(徐祖蕃、秦明智编《敦煌遗书书法选》)也属此一类文书。
  敦煌遗书留下来最多的是佛教写经。佛教写经,可以说是与佛教同时诞生的一门艺术。早期在印度,无论是大、小乘教的经、律、论中都有明确的记载。《尸迦罗越经》里,佛陀指示人们教育子女要做到:“一者,当念令去恶就善;二者,当教计书疏;三者,当教持经戒。”(转引自田光烈《佛法与书法》)所以学习书法,是佛教极力提倡的事情。当佛教需要大力宣扬其教义,扩大其影响时,就必须抄写更多的善本,以便扩大其僧众和信徒的阅读量。鉴于中古时期尚无印刷技术,所以佛教必须鼓励人们传抄经文。《放光般若经·不各合品》云:“若有是善男子善女人,书持讽诵般若波罗蜜者,便具足五波罗蜜及萨云若巳,当知是为佛事。”(同上)对于佛典的书持讽诵,一向被视为佛教徒不可或缺的“十法行”之首。《瑜伽师地论》卷七十四云:“复次于大众中有十法行,能令菩萨成熟有情。何等为十:谓于大乘相应菩萨藏摄契经等到法,书持(谓于佛所说之经律论文,书写流通而不使断也。释尊时代已有书写的文字,也传有抄录经文的故事,见印顺《佛法概论》二十九页)……”(同上)但是,仅仅依靠信徒来抄写经文还是不能满足佛教迅速发展的需要,所以选择善书能手,特设经生以专门抄写经文,便成了佛教盛行时代普遍的现象。特别是随着佛教在中国的迅速传播,释经、写经、抄经便成为一种新的职业。长此以往,随着书写量的增加和书写风格的继承演变,形成了中国书法史上独特的“经书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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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文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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