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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遗书书法的分期及艺术风格


□ 文 化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震惊中外的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道士王园篆无意中发现,里面所藏的上起魏、晋,下及北宋的汉、藏、回鹘、龟兹、于阗、梵文等各种文字书写、印刷的经卷文书、卷轴幡画等多达四万余卷。其内容包括儒、佛、道的经典,民间的契约、书牍,寺院的账簿、诗词歌曲、变文、韵书,古代科技文书、医药文书、古乐谱、习字文书等等。这些珍贵文物的发现,旋即引来了世界各国的“探险家”,包括英国的斯坦因、法国的伯希和、俄罗斯的俄登堡、日本的桔瑞超、吉川小一郎等,先后利用哄骗引诱等方法盗去了经卷文物三万余件。剩下的后来运至北京图书馆,已经不到一万卷。这是我国近代史上最大的一次文化古籍的发现,也是最大的一次文物典籍的流失。
  敦煌遗书从书法风格上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佛、儒、道诸家的各种经典和古代重要文献。这类书卷一般内容较多、篇幅较长,书写时一般都由专门的书手、经生抄写。所以,其书风规范,书写技巧高超,注重通卷的整体性和装饰性。书体以隶书、隶楷和楷书为主,兼有行楷。如斯氏11号《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五十三、五十四》(黄永武编《敦煌宝藏》)、斯氏85号《春秋左传杜注》(同上)和敦煌经卷文书中的大部分书卷皆属此类。第二类是诗词歌曲、文牍告敕。这一类题材由于篇幅较短,内容活跃多变,一般都是即兴之作,没有长篇经籍那么严肃规整。在书写上可以更为自由、浪漫一些。因此,此类文书的书写则更能发挥书家、书手的个性,使作者的艺术修养、审美修养以及社会阅历、政治见解等创作因素都能得到充分发挥。书体常以行书、行草甚至小草书写。如斯氏372、373号《李存勖诗五首》、《唐玄奘诗五首》(同上)皆用行草书写。其笔法劲健豪迈,在纵逸之中显出古拙之意,笔势翻飞有致,时擒时纵,气势生动流畅,其精魄锋髓有北宋大家黄山谷之风,通篇作品洋溢着书手纯真炽烈的感情。敦煌文物研究所藏唐代《大骁骑张君义等二百六十三人加勋敕》(徐祖蕃、秦明智编《敦煌遗书书法选》)也属此一类文书。
  敦煌遗书留下来最多的是佛教写经。佛教写经,可以说是与佛教同时诞生的一门艺术。早期在印度,无论是大、小乘教的经、律、论中都有明确的记载。《尸迦罗越经》里,佛陀指示人们教育子女要做到:“一者,当念令去恶就善;二者,当教计书疏;三者,当教持经戒。”(转引自田光烈《佛法与书法》)所以学习书法,是佛教极力提倡的事情。当佛教需要大力宣扬其教义,扩大其影响时,就必须抄写更多的善本,以便扩大其僧众和信徒的阅读量。鉴于中古时期尚无印刷技术,所以佛教必须鼓励人们传抄经文。《放光般若经·不各合品》云:“若有是善男子善女人,书持讽诵般若波罗蜜者,便具足五波罗蜜及萨云若巳,当知是为佛事。”(同上)对于佛典的书持讽诵,一向被视为佛教徒不可或缺的“十法行”之首。《瑜伽师地论》卷七十四云:“复次于大众中有十法行,能令菩萨成熟有情。何等为十:谓于大乘相应菩萨藏摄契经等到法,书持(谓于佛所说之经律论文,书写流通而不使断也。释尊时代已有书写的文字,也传有抄录经文的故事,见印顺《佛法概论》二十九页)……”(同上)但是,仅仅依靠信徒来抄写经文还是不能满足佛教迅速发展的需要,所以选择善书能手,特设经生以专门抄写经文,便成了佛教盛行时代普遍的现象。特别是随着佛教在中国的迅速传播,释经、写经、抄经便成为一种新的职业。长此以往,随着书写量的增加和书写风格的继承演变,形成了中国书法史上独特的“经书体”。
  “经书体”,从形式上讲,是以继承秦汉以来的简书体为特点的。它是在专门制造的黄、白麻纸和皮纸上,按一定的规格,划上乌丝界,以工整清晰的笔法书写的。书写时要求卷首先写上经名、品名,次书谒语、经文,除谒语、佛号等特殊内容外,正文(经文)一般每行要求字数相等,在正文之后书写发愿文、经卷号;书者姓名,用纸数量,装潢、初校、再校、三校、详阅、监写等人姓名(此款式为唐代弘文馆写经的标准样式)。“经书体”产生于当时社会下层的民间书家之手,特别是早期的经卷书法,字里行间充满了古朴天真、稚拙生动的民间特色和地方特色,是研究北方地区书法和文字发展的重要资料。但是随着佛教事业的不断发展,佛学理论不断地深入人心和统治阶级对佛教的进一步重视,写经活动很快从民间进入宫廷,从僧侣阶层进入到仕人阶层。这就使得写经书法的艺术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敦煌佛教写经,从东晋至北宋历时六百多年,它完整地保存了我国北方地区文字与书法演变的整个过程。其书法从文字字体的发展与完善的角度可以将其分为三个时期,这三个时期以西魏和隋代作为分界点。
  第一个时期即西魏以前,包括北魏、十六国和东晋。这一时期在南朝书法上已发展到了以二王楷书、行书、今草为主流的、完全摆脱隶书八分之风的楷化阶段了。但在遥远偏僻的大西北,由于频繁的战争,地方割据和政治、经济、交通等方面的相对落后,所以在文字、书法的发展上,仍然停留在由隶书向楷书过度的初级阶段。这一时期东晋、北凉和北魏早期的写经书法基本上是以隶书和简书的体态为基本形式的。其文字结体稍丰于隶书和简书,变隶之扁平为正方或长方,在用笔上仍然大量地保留了汉简之意。一般横划下笔直入,不作回锋,落笔用力重按,形成了左尖右钝之势。笔法浑厚圆润,在笨拙之中透露了北方民族憨厚纯朴的气质。这种书风在甘肃省博物馆藏《道行品法旬经》第三十八、《泥洹品法句经》第三十九(徐祖蕃、秦明智编《敦煌遗书书法选》)、《三国志吴志步骘传残卷》(中华书局点校本《三国志》第一册)、敦煌研究院收藏的北魏兴安三年(454)的《大慈如来十月二十四日告疏》、《优婆赛戒业品之余卷》第七、《佛说幻土仁贤经》、《佛说八师经》(徐祖蕃、秦明智编《敦煌遗书书法选》)等为代表。其书法字形比简书纵长而呈圆势,左低右昂,笔划之间的安排随着笔势而转,并不刻意追求空间结构的划分,而是以各种笔法表现浓郁的隶书形态与笔意,形成一种重“气势”与“骨力”的险劲淳厚、雄健刚强的美。而在北魏后期的众多写经作品中,以敦煌市博物馆收藏的《大般涅檗经》、《摩诃般若波罗蜜照明品》第十,敦煌研究院收藏的《大般涅粲经》卷第八、《如来性品》第四之五(黄永武编《敦煌宝藏》)和国家图书馆7308(莱52)号《摩诃衍经》卷第一、新1326号《大般涅粱经》卷第七(北京大学内部交流《图录》)等为代表。虽然对早期的一些基本特点有所继承,但对于字形的处理、间架结构的安排亦不像前期那样随意和丰密了。而字形逐渐平稳方正,间架疏密适度,书写风格也由丰腴敦厚转入相对俊秀舒展、自由奔放。但点画撇捺之间,仍有浓厚的隶书笔意。在字的结体上变早期的圆斜朴密为平直方正,注意结构空间的疏密排列,笔画普遍匀细圆润,夸张字中主要的横、撇、捺等笔划,使之加长,并存有隶书中的雁尾形态,行笔迅疾,十分 重视笔势的往来顾盼,虽然笔迹具断,然而笔意、气脉却连绵不绝。通篇观之,刚健潇洒,飞舞灵动,呈现一种风骨兼备、俊宕飘逸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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