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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形式惹的祸


□ 罗益民

  摘 要:迄今已有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11种译本,其中九种采用了忠实于原文形体和意义的手法。然而,诗歌的抗译性是众所周知的。作为传统形式,又深深置根于西方文化的十四行诗,更是具有这一深层次的特征了。从理论上说,英语和汉语两种文字,有着不同的异质结构,要移花接木,是不易做到的。从实践来看,八十多年来的阅读史和十四行诗创作史说明,移植英国和西方本土味的十四行诗形式到中国的土壤,还远远没有形成。这种理想和实践上的抵捂说明,英语中的十四行诗和汉语中的十四行诗〔如果能够存在的话〕,是无法殊途同归的。总结起来,这是一个形式的文化的问题。思考这个问题,既有助于在理论上提高认识,纠正一些认识论的偏差,也有助于给诗歌翻译,尤其是传统的格律诗翻译提供启迪和指导。
  关键词:形式;祸;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汉译;可行性
  中图分类号:I 561.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8-273(2008)03-0026-04
  
  迄今为止,《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已有十一个不同的汉语译本。[1]除了两个译本力图采用归化的手段,使原文的风格接近目的语,其它的版本则殚精竭虑,企图采取各种手段,努力为原文寻找对等的形式。这说明,大部分译者,正如翻译家们一直坚持的那样,采用异化原则进行翻译。这一点,和中国传统的“信”的原则,以及意大利的翻译即是背叛的理论,是相通的。这种情况说明,翻译时不仅要准确地传达出原文内容,还要注重源语言的形式,对传统的文学样式,尤其是诗歌来说,情况尤其如此。形式和内容,不管是哪一方,都存在文化中某些部分抗拒改变的困难。这些带来困难的部分,不论是在理解还是在接受方面,正好显现这种文化的突出特征,或把它界定为一种异质的文化。相对来说,作为传统的诗歌,譬如十四行诗,诗歌形式的方面要比内容方面困难更大。因而,对于诗歌翻译者来说,形式的移植比内容方面更具挑战性。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多数翻译者采用的是异化原则,这充分显示了,在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汉译中,“形式”是首要的因素,其它因素则不是优先的。另外,其中的两个译者把原文翻译成更易接受的诗歌形式,也说明诗歌“形式”的重要性。这样,中国读者就能真正把莎士比亚迎接到自己真正的“家”里,迎接到每一个人的书房里。尽管事实上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已被成功地翻译成汉语,但实际情况是,把一种异国诗歌形式完全成功地融入到本国文化是不可能的,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也同样逃脱不了这个命运。
  诗歌,尤其是传统诗歌,不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的,都首先是一种艺术。固定的形式具有最重要的意义。索绪尔用能指和所指来区分语音和语义,他指出,能指和所指结合起来即是符号,“符号是能指和所指相联结所产生的整体”,简单地说,符号完全是任意性的。的确,这在西方字母语言系统中是正确的,但这并不能适用于象形或表意文字。[3]例如,单词horse的能指声音符号,不存在任何理由和所指概念动物“马”相联系。然而,在汉语中,这可是截然不同的。在汉语中,就马这一事物而言,表达事物的语音模式是由对其形状的模仿的象形符号确定的。虽然,形体和发音没有真实的联系,和意义的联系则不是随机的。可以说,它就是一张描述事物外形的图片,让人一目了然。另外一方面,事物符号的语义和外形的这种密切的关系,在西方字母语言中是不存在的。这其中的原因,为什么如此,根本的,是文化使然。尽管罗马数字看起来如汉字,为什么刀砍斧切的罗马语言没能发展成与汉语那样具有复杂笔画的相似外形呢?只有“文化”这一原因,可以给出一个令人满意而有说服力的答案。正如索绪尔指出,“一个语音模式是听众对语音的心理印象”,他所说的“心理”具有民族的、国家的和文化的涵义。他在这一章的后面提到,“‘ox’的意义在于它前面部分的指示b-?-f和后面的o-k-s”。英语“horse”的语音等同于汉语中的m?,汉字是“马”(繁体字为“馬”)。 同一个概念的语音和形式的对应是任意的,但是,如果从养育其产生的文化环境,来看和语义的关系,就不是这样的了。英国十四行诗或称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诗歌形式亦是如此。“形式”是文化的产物,是在一定文化的熏陶下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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