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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法运动


□ 许章润

  二十多年来的“普法运动”,在国家建构的意义上,为我们审视现代民族国家的应然法理,提供了一个值得多方位探讨的样本。置于百年中国的长程历史中,一言以蔽之,这是一种不期然间意在将当下中国整合为法律共同体的政治动员,一种表现为法权主义努力的自上而下的秩序重构,也是一次民族心智的现代洗礼。
  说来话长,“变法图强”是清末以降中国社会重建过程中的主流目标模式,并成为一种国家建构的路径依赖,因应世局的参差,与革命模式交替出现。简而言之,清末至北洋时期的大规模立法,下接民国年间的不懈努力,终于促成了“六法体系”的诞生,赋予中国以现代国家的法律形貌。这是百年中国借由法制而“建国”的第一波大规模长时段努力,与半个多世纪后,重启于八十年代初以还的第二波更大规模的立法周期,相映成趣。可以说,这是一百年间,中国法制发展的两个最为辉煌的时段。在此遥相悬隔的两个时段中,法典化努力构成了它们的共同特征。借此法律编纂技术,主权者不仅意在为现代中国提供一个法律门面,即以宪法为标志的主权国家的法律框架,而以完整统一的法律体系昭示“现代中国”的存在,而且力图为中国历史与文化归属提供一种法权满足形式。之所以强调一切法制安排需与中国社会现实接榫,不得违忤中国人生的常识、常理与常情,其因在此,不得不然。清末变法更张过程中爆发的礼教与法制之争,近年以宪法的屡次修订、婚姻法的价值更革和物权法的利益取向为范例的思想争论,表明了寻找此种法权满足形式过程中的道德紧张和意义竞争,牵动亿万人心,均淋漓尽致地展示了中国从伦理共同体向法律共同体递次转型的艰难时势。
  在此,如果说清末至北洋时期的立法既是“建国”之具,而更多地具有“救国”色彩的话,那么,此后的任何立法活动,都被纳入“建国”的意象之中。在中国的重组与更新伟业中,运用现代法律形式编织国家形体,是其中的一大关键,而将中国建设成为民族国家的法权努力,也由此获得了道义价值和意义根据。所建之国非他,中华文明的宪政秩序也。也就是说,使中国成为一个法律共同体。无论主导性的政治纲领为何,也不论以“继承”还是“打倒”来标榜自家道统,这其实是中国社会的实践逻辑,自清末以还,时断时续,一脉绵延,而终于二十世纪后期蔚为政道。
  在此语境下,“普法”是配合立法的政治动员,是长程“建国”运动在晚近的侧翼支应,力图“一竿子插到底”,将大、小传统缝缀起来,整合一体,而蔚为一种法律共同体。本来,一般常态下,法制是一种逐渐长成的秩序,靠广泛生活的淘洗,积经久社会演化之功,始望事实成型,而规则出焉。但晚近中国列强环伺,时间不等人,于是乎法制强行军,只得以大规模的社会、政治动员来压缩历史,用规则为事实开道。仅就民族国家的法权安排而言,由于近代中国的“建国”运动主要以法律移植为路径,哗啦啦横向安置一种秩序,因此,表诸法律的意义世界常常超前于作为规则源泉的生活世界,以至于上下阻隔,大小传统各行其是,里子和面子不相匹配。此种情形,甚至直到今天,遍布城乡,也还不算特例。这便说明国族的“统一”,即将全体国民、一切生活纳入共享的规则世界及其意义体系的庞大工程,尚未完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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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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