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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话语:1900-1901年对北京的劫掠


□ (美)何伟亚

  
  提 要:在1900年义和团事件过程中,八国联军、西方传教士和外交团成员在北京和直隶地区进行了各种形式的劫掠活动。这些劫掠活动以及对劫掠物品的处理方式,引起了欧美媒体的关注。一些作者在谴责列强劫掠行为的同时,对西方文明内部的野蛮行为进行了道德批评和反省,提出了当时有关种族差别和文明进程之间关系的重要问题。
  
  关键词:义和团事件 劫掠 基督教道德 西方文明 野蛮行为
  
  * 本文为提交2001年在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举行的“1900:义和团、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讨论会之论文。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刘天路译,陶飞亚校。
  ① 有关这一论题有大量的资料,Edward Said的《东方主义》的批评目标就是它的普泛性。围绕着欧洲殖民主义和文明话语的联系而进行的历史和历史编纂问题的深刻讨论,见Michael Adas, Machines as the Measure of Me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9) 以及Robert Young, Colonial Desir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西方列强1900年夏对中国的武装干涉,用了两个根据来说明其正当性。第一个根据是国际法。国际法保护外交使团和驻外使馆,同时也保护侨居他国的外国公民的人身与财产安全。中国破坏了使馆不可侵犯的神圣性,毁坏外国财产,更不必说还有外国人丧命,依照国际法和通商条约,应当受到制裁并要进行赔偿。自1840年以来,欧洲列强常常把这些严格的法规强加给中国或者其他国家。与这一规范民族国家间行为的世界性法则相比,列强干涉中国的第二个根据并没有那么崇高威严,而且还有些含混不清。但对于各国政治家、士兵和传教士来说,其重要性丝毫不比国际法小。这就是传播文明的使命,是“白人的负担”。按照这一理念,北大西洋国家作为西方文明的代表,有义务和责任去晓谕世界其他地区文明程度不够的居民并设法改进他们的野蛮状态
  但是,如果国际法、通商条约和传播文明的使命能够成为各国联合对华军事干涉的理论基础的话,它们那些非常世界性的要求对双方就都同样适用:中国政府应当遵守有关战时行为和平时行为的标准法典,联合干涉中国的列强同样也应当遵守。正因为这一点,当人们看到西方外交官、士兵、传教士和平民屠杀中国普通百姓,或者看到他们劫掠私人住宅和清朝王公住宅时,问题就产生了。对这些行为的质疑首先出现在一些日志日记和私人通信之中,而到1900年秋末和1901年冬天的时候,报纸杂志开始刊登一些报道,揭露对中国人进行的野蛮惩治以及在北京及其周边地区发生的劫掠活动。
  本文将集中考察对北京的劫掠。首先讨论西方人各种不同的劫掠方式,并将与英法联军1860年对圆明园的劫掠进行对照,以便说明西方人在中国进行的这两次劫掠的具体差异。其次将考察这些劫掠活动使一些参与者产生的道德困惑。最后将概述在欧美发生的有关劫掠的论争,这将有助于引起对劫掠行为给当时的欧美人提出的某些根本性问题的关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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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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