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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先生为何腰斩《一家代表》


□ 董国和

  作为收藏者,对《北京文艺》(《北京文学》前身)1951年第3卷第2期,因连载老舍先生的《一家代表》刚发表一幕,曾认定它不是终刊号。但它又真是一册终刊号。它与《说说唱唱》合并成一刊,刊名虽不再是《北京文艺》,并改由老舍先生任主编,还有一半“股份”。按说老舍先生作为主编,《龙须沟》又为他赢得了“人民艺术家”称号,未刊完的《一家代表》理应连载才合乎情理。但难以理解的是,它遭到腰斩再无音信,直到三十多年后才重见天日。若问谁是腰斩者,没有别人,只能说是他自己下的狠手。
  说老舍先生下狠手腰斩了它,理由很简单也很充足。《一家代表》既为连载,《说说唱唱》就应当继续刊登,这是合并后应尽的本分。何况发稿权又掌握在老舍先生手中,他不拍板腰斩,谁敢如此胆大妄为?但《一家代表》从此再无下文,对它的反响也无声无息。直到1985年出版了《老舍剧作全集》第四卷,才将未刊稿全文发表。对于此举,编者也只有以下简单的说明:“话剧《一家代表》写于一九五一年,《北京文艺》第三卷第一期至第二期(一九五一年十月至十一月)只发表了第一幕,这次据手稿将全剧补全。”详情呢?一字未提。由此,也就只能说是老舍先生自己腰斩了《一家代表》。
  那老舍先生为何要腰斩它?文章是自己的好,《一家代表》发表后并未遭到批判,又无任何争议,由《说说唱唱》继续连载应无人会说三道四。如从读者的角度来考虑,它也应当连载,他们还正急着想看下文呢;若从自己的利益来着想,那就更应当连载了,作品辛辛苦苦地写出来了,发表后就可得到一笔稿酬,谁不想名利双收?对此他当然比谁都明白,也会作出何去何从的选择。只是他对此未曾留下只言片语,对其详情也就再难知晓。这么多年来,也无人提及此事,也就成为了一桩悬案。幸好他留下了一篇《我怎样写了〈一家代表〉》,从他这篇夫子自道中,可以多多少少分析出点原因。
  “《一家代表》是我今年夏天写的一个话剧。它有两幕、六场、一个景。借着这短短的话剧,我希望能尽一点扩大民主政治影响的宣传责任。民主政治是咱们新国家建国的基础,顶要紧,所以我明知难写,而不能不写。”这是《我怎样写了〈一家代表〉》的开篇语,一句话,老舍先生表明了写作此剧是为了“尽一点扩大民主政治影响的宣传责任”,还“顶要紧”,也就“不能不写”,说明他是在有意来积极“配合”“宣传”。在此之前,他奉命创作了一部电影剧本《人同此心》,是写知识分子在新中国两年间所发生的变化。可能是他创作余兴未尽,写这类人物又轻车熟路,才自我加压又挑此重担。但它又与《人同此心》大不相同,此非“奉命”,实为自愿;电影剧本场面开阔,人物活动空间大,易于表现也可展开,而话剧则与此相反,但它却易于普及,也利于宣传,所以他才不辞辛苦,任劳任怨,来尽自己的一份“责任”。这除表明了他写作的勤奋,更可见那积极“配合”的心态。
  正因为是写“配合”宣传的剧作,两幕六场十二个人物,老舍先生才特意安排了“一个景”,为何如此安排?他说:“自然,事情重大,而人景少,是不容易写的。”但为“排演起来可以省事省钱”。他也“不肯因此而放弃了自己的主张”。对此,他也作了详细说明:“今年夏天,我在全国文工团工作会议上说过这样的话:‘我们整个国家的经济建设,在现阶段中,要求我们无论做什么都须精打细算。我想,我们创作剧本的人也不应该例外。’在我创作《一家代表》的时候,我并没忘了自己说过的话。”由此,我们就可以清清楚楚地了解到,老舍先生为何置自己的名利于不顾,来狠心腰斩了《一家代表》了。他是出于“省钱”,是出于为“整个国家的经济建设”来“精打细算”,这其中也包括他那笔应得而自愿放弃的稿酬。既然它已经不适于“配合”宣传了,那还让它来浪费刊物的版面、读者的时间、国家的钱财干什么?他腰斩《一家代表》,所表现的正是他那颗爱国赤子之心,为此甚至不惜牺性自己垂手可得的利益。而此时他正处困难时期,“刚刚回国时,我需要薪资”,还向美国朋友写信借过钱。有人说,他在1955年以前的心是蔚蓝的,也是感恩的,确是知人之语。如无此一片蔚蓝、感恩之心,他哪会放着可得的稿费而不取,下狠手腰斩了《一家代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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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北京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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