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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有更多更好的近代史


□ 卞 哲

  中国近代史著作中的问题漫谈之四
  
  近代中国的历史充满了激烈的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斗争,它直接关系着我们今天的革命实践。科学地、全面地研究我国的近代史,认真地总结近代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是历史工作者的光荣职责。
  在旧中国,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比起古代史来,是十分薄弱的。资产阶级的学者甚至连近代史资料也没整理出什么来。进步的史学家虽然为了抗日战争的需要,赶写出一些著作,那也只是对近代史勾画了一个轮廓。至于专史,更少有人从事。还在抗日战争紧张的1941年,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就对这种状况提出批评:“近百年的经济史,近百年的政治史,近百年的军事史,近百年的文化史,简直还没有人认真动手去研究。”
  延安整风以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状况有所改变,特别是1945年范文澜同志《中国近代史》(上册)的出版,才为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开创了新的局面。范老的《中国近代史》系统地论述了“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论证了中国人民与统治阶级走着不同的道路。正是由于中国人民百年以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英勇斗争,使得帝国主义不能灭亡中国。解放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更是蓬勃开展,近代史著作也大量出版,只是1956—1958年三年间,全国出版了中国近代史学术著作60种(1956年16种,1957年21种,1958年23种)。据有关单位初步统计,在同一时期,世界各国用英、俄、法、日、德五种文字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著作大约为126种(1956年32种,1957年30种,1958年64种),就是说,三年间我国出版的中国近代史学术著作相当于世界各国出版中国近代史著作的55%,这成绩是很可观的。
  但是,在林彪、四人帮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统治下,近代史的研究和出版遭到了空前的破坏。从1966年至1975年的十年间,全国只出版了近代史著作16种(1966年1种,1967—1971年无,1972年2种,1973年1种,1974年2种,1975年10种),在同一时期,据有关部门的不完全统计,国外用英、俄、日、法、德五种文字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著作约九百种(1966年74种,1967年94种,1968年76种,1969年66种,1970年102种,1971年107种,1972年101种,1973年89种,1974年104种,1975年88种),超过了我国近代史出版物的五十六倍。
  林彪和四人帮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破坏不仅表现在出版物数量的锐减,更重要的是表现在质量。这十年出版的16种近代史著作,内容大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四人帮唯心史观流毒的影响,而且很少有深入的研究。16种中有10种是不到十万字的小册子,有3种是近代通史,但内容大同小异。而国外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著作,据有关部门的调查,虽然有不少是观点反动,粗制滥造,但也不乏比较严肃认真之作,或资料丰富,或提出某些问题,可资借鉴。相比之下,我们不能不承认有了不小的差距。
  出版物反映出研究的成果。如果我们检阅一番建国以来的中国近代史著作,包括未受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的繁荣的十七年,不难发现,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远远不能适应党和革命形势的要求。这可从四个方面来说:
  一是专史。前引毛泽东同志1941年的批评,实际上也是对中国近代史学工作者的要求,可是三十年来,在经济史方面,我们汇编了几部资料,有过两部近代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的著作。文化史方面,现代文学史的资料、著作比较多一些;近代哲学史也有数种。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和哲学史的著述,似乎都只止于一个个代表人物的经济思想、哲学思想的评介,而综合的、规律性的论述还不很够;即便是人物的思想评介,许多也还是初步的、粗线条的。至于严格意义上的中国政治史、军事史著作,至今尚未见问世。为什么呢?这同基础的研究不够,是不是有着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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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1979年第0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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