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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全面改革的行动规划


□ 吴敬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十八大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能不能落实,是决定中国命运和未来的大事。我们必须以极大的勇气和智慧来克服各种困难和障碍,把改革推向前进

  特约作者|吴敬琏

  经过近30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今后还能否维持较高的增速?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或者支撑因素何在?这是近几年来全球都在关注的问题。从今年以来中国宏观经济金融市场的波动来看,这个问题愈发引起了人们白尤虑和讨论。新一届政府应该采取怎样的配套改革措施,保持增长并兼顾公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传统增长方式已经走到尽头  什么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每一位经济学家在分析这个问题的时候,都有一个自己的理论框架,因此对动力的定义就不一样。对相关的问题,比如说中等收入陷阱,比如未来我们依靠哪些红利来支撑经济增长等,都会有自己的一套解释。

  多数人习惯于用凯恩斯主义的短期经济分析框架来分析中国的经济增长。他们认为,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是“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出口。我认为这个框架是不对的。在我看来,依靠强势政府、海量投资保持高速增长的做法早巳走到了尽头。投入增长得很多,保增长的成效却愈来愈差。

  早在爆发全球金融危机前的2007年,中国经济增速已进入下行通道。2009年靠4万亿投资和10万亿贷款把GDP增长率拉升到8%以上,只维持了一年就再度下降。去年5月以后各地大上城建项目和“造城运动”,GDP增长速度在第四季度提高了0.9个百分点,到今年一季度又重新下降。但为此投入的资金却大量增加。开始的时候没有在银行信贷上表现出来,而是在银行的表外业务、影子银行、城投债的发行等社会融资增长上表现出来,使资产负债表中的杠杆率(负债率)不断攀升。到今年第一季度,这种信用扩张似乎已经传导到货币流通量上了。

  我担心,如果出现宏观经济环境恶化情况,会给系统性改革带来困难。

  解决“双重体制”并存问题

  要看清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动力、方向和路径,就需要回溯中国经济发展至今日之由来。

  从上世纪后期开始,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出现了一种好事和坏事都十分突出的“两头冒尖”现象。1992年初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启动了新一轮经济改革。1993年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50条”)的行动纲领。从1994年开始—直延续到21世纪初,按照这个行动纲领展开的全面的经济改革,使中国能够在20世纪末期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起来。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促使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首先,改革解放了民间创新和创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过去农民搞一点自留地被叫做“资本主义尾巴”,“跑单帮”做点小买卖叫做“投机倒把”的刑事犯罪,哪有什么创新才能发挥的余地呢?改革以后逐步地把束缚解开了。现在中国有3000多万家民营企业。这是多么大的创造力量!

  其次,市场化打破了城乡隔绝的旧格局,使原来低效利用的生产资料得到更有效的利用。土地和劳动,这两个重要的生产要素在旧体制下是禁止自由流动的。市场化改革把这种束缚解除了,就有大量的原来低效利用的农用土地和荒地成为城市住房用地和工商业用地,效率就大大提高了。新增城市土地面积比爱尔兰的全部国土面积还大。转移到城市非农产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有两亿多人,生产效率有了明显的提高。

  第三,改革开放以后,一方面,资本大量投入,另一方面,资本的利用效率不断提高。

  第四,在开放中,我们用一种被动学习的方式,提高了技术水平。

  在市场化进程中,这些要素各自的利用效率都得到了提高,而且,全要素生产率也大幅提高。换言之,与改革开放前相比,效率提高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增大了。

  上面这些因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增添了极大的动力,使我们能够保持30多年年均近10%的经济增长,使得我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此外,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减少贫困人口上也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改革开放的推进,使得我们朝向实现好几代中国人建设富裕、民主、文明中国的梦想前进了大步。

  但是,无论怎么说,中国这30年主要依靠的还是投资增长。所以,到了制定“九五”规划的时候,中央就认识到了这个问题,提出来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也就是说要越来越少地依靠增加投资,而更多依靠提高效率。

  因为“九五”规划是在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之后全面推动改革的情况下实施的,应该说其在效率提高方面是有进步的。“十五”以后,一方面,改革放慢了,特别是在与政府和国有经济相关的领域,遇到了很大阻力。2003年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要求通过改革来消除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这表明,改革尚未成功,不完善的体制要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去完善。另一方面,原来一些使得资源能够更有效利用的因素逐渐消退了。一是指人口红利消退,一是指提高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的空间变窄了。这是因为,对外开放早期,中国的技术水平迅速提高,随着中国的一般技术水平跟发达国家接近,这种通过学习的方式而非自主创新的方式提高技术水平的空间就变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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