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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嘉时期日朝对袁枚诗学的批评


□ 王英志

  清乾嘉时期性灵派主将袁枚,以其所倡导的性灵说诗学,反对主张复古与诗教的沈德潜格调说,并批评主张义理与文理的翁方纲肌理说及其以考据为诗之风,推动了清代诗歌的健康发展,在清诗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袁枚诗学不仅在国内影响深广,而且蜚声海外,于日本江户时代后期甚受重视,因其适合了“折衷派”批判日本诗坛复古派的需要,所以以获得正面批评为主。袁枚诗学于朝鲜王朝后期的影响则不及日本,虽然北学派对袁枚诗学颇有好感,但阐释文字不多,而其他人对其所进行的负面批评却更具体实在。总之,从本文既可见清乾嘉时期中外文化交流之一斑,亦可见袁枚诗学传播之深远。
  
  一、引言
  
  清乾嘉时期诗坛盟主、性灵派主将袁枚(1712-1798),字子才,号简斋,晚号随园老人、仓山叟等,驰骋诗坛近五十春秋,名闻天下,其所倡导的性灵说诗学,推动了清代诗歌的发展,在清诗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袁枚所处时代是所谓的“乾隆盛世”,学术思想十分活跃,崇理学与反理学、重汉学与反汉学斗争颇为激烈,袁枚坚定地站在反理学与反汉学的立场上;与学术思想上的碰撞相应,文艺上复古与反复古、重教化与主性灵的抗衡也一直未停止,袁枚则是乾隆诗坛反复古、主性灵思潮的杰出代表。其所倡导的性灵说诗学,旨在反对乾隆诗坛流行的主张复古与诗教的沈德潜格调说,并批评主张义理与文理的翁方纲的肌理说及其以考据为诗的风气。袁枚最重要的著作《随园诗话》,是其宣传性灵说的主要载体,理论阐释并选录大量性灵诗歌进行印证,两相结合,通俗易懂。袁枚诗学不仅传遍中土,而且蜚声海外,引起了广泛关注与批评,褒贬不一,可见中外文化交流之一斑,亦可见袁枚诗学传播之深远。
  袁枚诗学于国内主要是正面影响,所得多为正面批评。蒋湘南《游艺录》有云:“袁简斋独倡性灵之说,江南江北靡然从之。自荐绅先生下逮野叟方外,得其一字,荣过登龙,坛坫之局生面别开。”江浙一带确实是袁枚的“势力范围”,不仅性灵派主要成员如性灵派副将常州赵翼、第一弟子常熟孙原湘等皆属“江南江北”之士,女弟子如常熟席佩兰、杭州孙云凤等多为吴越之女,而且非性灵派而受其熏陶者如黄景仁、陈文述等亦是江浙人士,皆靡然从之,而对于袁枚颇多赞词。但“江南江北”又不足以概括袁枚影响之区域,如从未与袁枚谋面的性灵派殿军四川张问陶,非性灵派的四川李调元、广东宋湘、京城蒙族法式善,等等,亦于袁枚多有褒奖,而他们崭露头角,同样与深受袁枚性灵说熏陶相关。乾嘉“坛坫之局生面别开”,打破了复古格调诗的束缚,阻遏了学问考据诗的泛滥,大量涌现了抒写真性情、具有个性的性灵诗,袁枚功莫大焉。
  袁枚诗学于国内得到之负面批评,表现在不乏对其性灵说诗学乃至其人进行批评或攻击者。如常州洪亮吉公开说其诗与袁枚“取径之不同”,并于《北江诗话》中标举“性”为第一位,以与袁枚推重“情”为先相抗争,并以此作标准,批评袁枚“诗如通天神狐,醉即露尾”,失之淫艳。又如章学诚因崇尚理学,对袁枚其人其诗亦大加挞伐:“今乃丧心无忌,敢侮圣言,邪说猖狂,骇人耳目。六义甚广,而彼谓《雅》、《颂》劣于《国风》。《风》诗甚多,而彼谓言情妙于男女。凡圣贤典训,无不横征曲引,以为导欲宣淫之具,其罪可胜诛乎?自负诗才,天下第一,庸妄无知矣。”焦循与章氏唱和,亦称“导淫教乱,其人虽死,其害尚存。一二同学之士愤而恨之,欲尽焚其书。”据郭沫若考,其人即袁枚,其书即《随园诗话》。此外,桐城姚鼐虽为袁枚撰写过《袁随园君墓志铭并序》,不无赞词,但因诗学观不同,而称袁枚性灵派为“诗家恶派”,不一而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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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文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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