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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多样性 裕固族 文化研究


□ 巴战龙

  我们身处的时代被宣称为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居住的这个曾一度被认为是宇宙中心的星球也被想像成一个小小的“村落”——“地球村”。美国人塞缪尔·亨廷顿说,人类群体间的暴力冲突应该被解释为地域文明间的冲突,而更多的人也相信,军事—武力的霸权已经演化成了经济—文化的霸权。睿智的人们观察到:随着源于西方的现代性的扩展,特别是全球贸易体系的构建和实践,西方文化铺天盖地席卷而来,无情地吞噬着非西方文化,非西方文化在这场“欧美化”的浪潮中无声无息地退缩和消亡;在一些民族国家内,悲剧同样在上演着,产生于十九世纪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被进一步庸俗化为合法的意识形态,所谓的主流文化以“传统—现代”、“野蛮—文明”和“落后—进步”等水火不容的“二元对立”为合法性依据,冠冕堂皇地给非主流文化和地方性知识判死刑,并积极地加以消灭。人们开始担心起来,由于全球化所导致的“天下大同”,会不会使人类文明最终走上毁灭的不归之路。这个问题更多地得到了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这群以探求人类社会文化的“奥秘”为使命的人们的观察和思考。
  还是在人类文明史上的十九世纪,社会学和人类学都接受了当时的显学——生物学的“启蒙”,将“社会”和“文化”同生物有机体做了有趣的联想和比附,发展出各自的“古典进化论”并借以自立。在“古典进化论”者自认为过着“最文明”的生活的日子里,人类也在“最野蛮”地对自己生活其间的生态环境进行“蹂躏”和“摧残”,使生物种类迅速减少。晚近“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口号和理念或多或少反映出人类对自己作为未来惟一的物种孤独地生活在这个星球上——一个“独夫”的凄惨晚景的想像的恐惧。很可能又是在生物学的“启蒙”下,“文化多样性”这个术语被发明出来,据说是为了对抗具有“帝国主义”色彩的另一术语——“全球一体化”。
  在这种大的时代背景中,请设想一下:一个人口只有一万三千余人的民族会怎样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如果再把这个民族进一步定位在中国西部的甘肃省,再接下来,如果不做任何解释,直截了当地宣布这个民族叫做“裕固”,大多数人也许都能体会到绝望情绪的不断增进。
  裕固族不为人知是事实,尽管这让许多人感到理所当然,毕竟不像不知“盎格鲁—撒克逊”那样让人觉得尴尬不安和难以接受!猎奇的媒体并没有对裕固族的历史文化做“深度报道”,而只报道他们“荒服殊俗”的一面,间或有“翻身做主人”和“发展”、“进步”的政治性宣传穿插其中。
  从现在刊布的资料看来,裕固族这个现代民族是一群西方探险家重新“发现”的。继最早涉足裕固族地区的俄国生物学家戈·尼·波塔宁(Potanin,G,N)之后,芬兰前总统曼内海姆(Mannerheim.C.G,又译马达汉,)于一九○七年和一九○八年的年节更替之时到达那里,做了较为详细的人类学考察。他在一九一一年发表的题为《撒里与锡喇尧乎尔人访问记》的民族志之第一部分《在撒里尧乎尔人中间》的结尾处不无伤感地写道:“我清楚地感觉到,这个迷失的突厥语部落,这个男人靠织袜子为生的部落,正在一步步趋于消亡。”(钟进文:《芬兰前总统曼内海姆对裕固族地区的记述》,载刘郁宋主编:《中国裕固族》,甘肃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21页)在历史推进了八十多年之后,一位名叫毛郁生的地方政府官员在写给两位辛勤的民族文化采风者编写的书籍的《序》中说:“我认为,裕固族在中华少数民族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能够长期繁衍生息,很值得研究。”(田自成、多红斌编著:《裕固族风情》,甘肃文化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序》,2页)这两段文字告诉我们,这个自称“尧乎尔”的民族在“趋于消亡”中不知历尽多少磨难和艰辛又“活”过来了。历史的结果常常让人意想不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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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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