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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中国战场(1939~1947年)


□ 朱安琪
口述 朱安琪 编写 禤福辉
  
  编者按: 爱国华侨朱安琪(John Angel Chu),“七七”事变后决定学习飞行。1939年毕业回国,进入昆明空军学校,后为捍卫祖国转战大江南北。本文为纽约中国口述史学会禤福辉先生在旧金山访问朱先生的记录。
  
  我1923年4月7日生于美国加州奥克兰(Oakland),是第二代美国华侨。父亲朱忠存在北大毕业后,1920年来美国,翌年出任汉福德市(Hanford)中文学校校长。母亲两年后才来美国团聚,我们一直住在三藩市一带。1923年秋父亲离开汉福德市,到三藩市中华中学校担任教师。
  家父积极响应国父孙中山“航空救国”的号召,并鉴于日本不断侵略中国,便与一群热血青年组织“飞鹏学会”,提倡学习飞行,后来被推为学会的主席。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华侨义愤填膺,纷纷在全美各地举行抗议游行,发动义捐,支持祖国抗日,并且在三藩市、波特兰(Portland)、纽约、洛杉矶等地设立航空学校,鼓励青年学习飞行,以便学成后回国参加抗日。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我当时还在念中学,虽然只有14岁,因为受到父亲的影响,便立刻开始学习飞行。1937年7月27日,我第一次登上一架训练机,翌年7月6日,我取得15小时飞行纪录后,便攀上一架100匹马力的弗利特(Fleet)双翼教练机,首次放单飞,当时还没有正式考上航空学校。同年8月我毅然投考三藩市的中华航空学校(Chinese Aviation School) ,决心加入捍卫祖国的行列;然而当时只有15岁,年纪太小,不符合学校的规定,在征得父母的同意后虚报了年龄,才得以正式入学。
  
  中华航空学校
  抗战期间,美国华侨设立了好几家航空学校,其中以波特兰的美洲华侨航空学校和三藩市的中华航空学校最为著名。1932年,旅美华侨拒日后援救国总会接纳飞鹏学会的建议,同意在三藩市华埠斯托克顿街(Stockton Street)设立旅美中华航空学校,借用中华中学校上课。李圣庭担任第一任校长,我的父亲担任教务长,父亲还正式参加航空训练,成为该校第一届毕业生。父亲在练习飞行时,常常把我带到机场,耳濡目染,我渐渐对飞行发生兴趣,于是在1938年参加了中华航空学校的训练班。
  中华航空学校的训练班前后共办了三届,培养了上百名飞行员和机械士,先后回国效力,为抗战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1939年,由于筹集经费困难重重,中华航空学校才决定结束。
  第一届规定学生必须飞行50小时才能毕业。晚上在华埠上课,白天则在三藩市以南的圣马特奥机场(San Mateo Field)练习飞行。1933年4月22日毕业,安排10名毕业生回国参加抗战,其中以黄子沾(Jimmy Huang)和陈锡庭(Dick Chan)两位学长最为著名。1937年,他们在南京保卫战中奋勇抗敌,成为华侨回国抗日的楷模。后来我回国参加空军,有幸在国内看到这两位学长。他们初到中国时,由于不懂国语,决定放弃中央航校,改为参加广东空军,成为广东空军的骨干。1936年,为了避免内战,广东空军在黄光锐率领下毅然北飞,投效中央,结束了南北对峙的局面,扭转了爆发内战的危险,几位学长就转属中央空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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