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 qkzz.net
全刊杂志网:首页 > 文学评论 > 文章正文
刊社推荐

西方与第三帝国:理性对“浪漫”的误读


□ 李伯杰

  法国人一向被公认为是一个浪漫的民族,而德国人则被公认为是一个极其理性的民族。的确,德国人极其注重秩序、条理,过于严肃,近乎刻板,似乎缺少了一份浪漫情怀。在德国人的价值体系中,“严肃”占有重要的一席,乃至许多德国人认为,英国人太钟情于他们的“small talk”(英国式的闲聊、谈天),简直无法同他们进行严肃的谈话。在日常生活中,特别是在工作中,德国人的确极其严肃,“德国制造”正是借此获得美誉。
  然而从根本上说,法国人却是一个理性的民族。惟其如此,他们才能创造出唯理主义哲学。尽管法国大革命中也发生过令人发指的恐怖,但是法国社会中较少出现极端的狂热行为,民主制度在法国也极为巩固,也是不争的事实。而恰恰是被公认为理性化身的德国人,在法国人和英国人眼中,却还有另一副面孔、另一种身份,他们被视为一个浪漫的民族,是浮士德博士的子孙;而且他们浪漫得让人不可捉摸,甚至不可理喻。的确,仅仅从外观看,德国的确就可以让人陶醉在浪漫中。许多法国人一踏入德国,放眼望去,满目皆是传统桁架房屋窗台和阳台上摆满的鲜花;乘船游览从科布伦茨至宾根—吕德斯海姆这段最著名的莱茵河谷时,映入他们眼帘的是两岸无穷无尽的苍翠的森林、漫山遍野的葡萄藤、鳞次栉比的中世纪古堡;游船经过圣戈阿斯豪森附近的岩“罗列来”时,游船上必定播放起著名而感伤的世界名曲《罗列来》,游客们大有可能会禁不住发出“真浪漫啊,请停一下”的感叹。
  但是如果对于历史上德国人的精神轨迹做一个跟踪考察,就可以看到,所谓德国人的浪漫气质绝不仅仅是这层浪漫的面纱,其实更加深沉,后果也更加严重。从十八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中叶,一旦涉及政治和意识形态,尤其是涉及国家、民族、世界观等问题时,德国人便不再冷峻,而是激情澎湃。德国的哲人认为理想中的世界才是最真实的,因此,如果现实世界与理想不相一致时,他们便致力于把一个理想世界搬到现实中来。从这个意义来看,十九世纪欧洲的浪漫运动在德国才真正找到了故乡。正是扎根于这种理想主义的土壤和价值层面上的浪漫精神,民族社会主义才会有生存和崛起的基础。德国人的浪漫精神之于纳粹,犹如德国历史之于第三帝国,其中的关系复杂。对此,德国思想界的左翼与右翼也是各执一词,莫衷一是。纳粹产生于一个特殊的时代和特殊的环境,是前现代的民族观念、种族主义、战败的耻辱、凡尔赛条约的重负、世界经济大萧条等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与德国历史、文化的纠葛错综复杂,剪不断理还乱。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西方人对德国人的浪漫精神似乎并不陌生,但是他们对“浪漫德国”的理解却又不总是为他们自己所警觉。时至今日,仍然有人感叹道:“但使人无法相信的是,浪漫主义竟然诞生在一个以严肃(严肃到了无与伦比的程度)著称的民族。浪漫是严谨的反义词,是通向情感的路口。这首先与我们所认为的德国人的性情是相矛盾的。[……]我觉得我们根本就不懂德国人。”(本内迪克特·拉佩尔:《话说欧洲民族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二○○七年版,49页)
  德国与西方之间的不同到底是同一文明中的个体差异,还是竟可构成德国文化有别于西方文明的明证?随着战后德国之重返西方大家庭,这个问题似乎已经拨云见日。而“二战”爆发前及战争进行期间,西方对于德国人的浪漫气质有多少了解,大可值得怀疑,西方国家对于纳粹领导层的精神世界的认知之匮乏,并且在与德国的关系中没有充分考虑这些差异、没有应对方法,则是无可置疑的。直到硝烟散去、一个个集中营被打开之后,面对用西方文明的规范无法解释的野蛮,西方才真正明白德国人的确“与众不同”,才发觉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误读”了德国,终于酿成大祸。诺伯特·埃利亚斯在《德国人研究·德国十九和二十世纪中的权力争斗及习性发展》(Norbert Elias: Studien über die Deutschen·Machtkmpfe und Habitusentwicklung im 19. und 20. Jahrhundert, Suhrkamp, F/M, 1990,以下简称《德国人研究》)的第四章里对此进行了精辟而独到的研究,剖析了西方对于纳粹德国的误读。
  埃利亚斯认为,“二战”前西方国家领导人对德国最大的误读,是用西方国家所为之自豪的理性来审视世界、透过这副理性的眼镜来看待德国。西方人笃信理性;秉承这种理性,他们认为凡事皆有其因,人们做事情也必须有一个合乎理性的动机;而这种动机必然源自现实,必然可以在现实中找到其根源,而最根本的原因则是赤裸裸的利益。特别是在国际关系中,基于这种利益驱动的逻辑,他们认为每个国家都要维护国家利益,因此都是透过利益的眼镜来看待和解决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信仰、信念等精神层面上的事物不可能超越实实在在的国家利益。丘吉尔曾有名言曰:没有永久的敌人,也没有永久的朋友;如果魔鬼可以拯救大英帝国,他也愿意同魔鬼打交道,云云。究其根本,利益原则的根基还是理性及其象征“常识”。人际关系中,双方即便不能占点便宜,也必须“公平交易”。同样,在与第三帝国的关系中,西方国家仍然奉行利益至上的原则。西方的功利思维、工具理性始终未能看透纳粹领导层的心态,即一种宗教式的世界观、为实现“德意志民族使命”而怀抱的使命感。纳粹德国的政治与这种宗教精神纠缠在一起,难分彼此,表现为“信仰”。但是西方国家不理解这种“浪漫”情怀,只能用“常识”来看待之,必然要犯错误。因此丘吉尔们没有料到,歌德故里竟然会有希特勒们这样一帮半开化的小市民,他们并未真正受过文明的洗礼,完全不按文明世界的规则出牌。而当这帮“浪子”的行为与他们的思维定式相悖时,他们便无所适从,手足无措。纳粹之所以得以肆虐,部分原因也在于西方对于纳粹的误读。
分享:
 
摘自:读书 2010年第09期  
更多关于“西方与第三帝国:理性对“浪漫”的误读”的相关文章
    分享:
     
    精彩图文
    关键字
    支持中国杂志产业发展,请购买、订阅纸质杂志,欢迎杂志社提供过刊、样刊及电子版。
    关于我们 | 网站声明 | 刊社管理 | 网站地图 | 联系方式 | 中图分类法 | RSS 2.0订阅 | EMS快递查询
    全刊杂志赏析网 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