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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与第三帝国:理性对“浪漫”的误读


□ 李伯杰

  法国人一向被公认为是一个浪漫的民族,而德国人则被公认为是一个极其理性的民族。的确,德国人极其注重秩序、条理,过于严肃,近乎刻板,似乎缺少了一份浪漫情怀。在德国人的价值体系中,“严肃”占有重要的一席,乃至许多德国人认为,英国人太钟情于他们的“small talk”(英国式的闲聊、谈天),简直无法同他们进行严肃的谈话。在日常生活中,特别是在工作中,德国人的确极其严肃,“德国制造”正是借此获得美誉。
  然而从根本上说,法国人却是一个理性的民族。惟其如此,他们才能创造出唯理主义哲学。尽管法国大革命中也发生过令人发指的恐怖,但是法国社会中较少出现极端的狂热行为,民主制度在法国也极为巩固,也是不争的事实。而恰恰是被公认为理性化身的德国人,在法国人和英国人眼中,却还有另一副面孔、另一种身份,他们被视为一个浪漫的民族,是浮士德博士的子孙;而且他们浪漫得让人不可捉摸,甚至不可理喻。的确,仅仅从外观看,德国的确就可以让人陶醉在浪漫中。许多法国人一踏入德国,放眼望去,满目皆是传统桁架房屋窗台和阳台上摆满的鲜花;乘船游览从科布伦茨至宾根—吕德斯海姆这段最著名的莱茵河谷时,映入他们眼帘的是两岸无穷无尽的苍翠的森林、漫山遍野的葡萄藤、鳞次栉比的中世纪古堡;游船经过圣戈阿斯豪森附近的岩“罗列来”时,游船上必定播放起著名而感伤的世界名曲《罗列来》,游客们大有可能会禁不住发出“真浪漫啊,请停一下”的感叹。
  但是如果对于历史上德国人的精神轨迹做一个跟踪考察,就可以看到,所谓德国人的浪漫气质绝不仅仅是这层浪漫的面纱,其实更加深沉,后果也更加严重。从十八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中叶,一旦涉及政治和意识形态,尤其是涉及国家、民族、世界观等问题时,德国人便不再冷峻,而是激情澎湃。德国的哲人认为理想中的世界才是最真实的,因此,如果现实世界与理想不相一致时,他们便致力于把一个理想世界搬到现实中来。从这个意义来看,十九世纪欧洲的浪漫运动在德国才真正找到了故乡。正是扎根于这种理想主义的土壤和价值层面上的浪漫精神,民族社会主义才会有生存和崛起的基础。德国人的浪漫精神之于纳粹,犹如德国历史之于第三帝国,其中的关系复杂。对此,德国思想界的左翼与右翼也是各执一词,莫衷一是。纳粹产生于一个特殊的时代和特殊的环境,是前现代的民族观念、种族主义、战败的耻辱、凡尔赛条约的重负、世界经济大萧条等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与德国历史、文化的纠葛错综复杂,剪不断理还乱。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西方人对德国人的浪漫精神似乎并不陌生,但是他们对“浪漫德国”的理解却又不总是为他们自己所警觉。时至今日,仍然有人感叹道:“但使人无法相信的是,浪漫主义竟然诞生在一个以严肃(严肃到了无与伦比的程度)著称的民族。浪漫是严谨的反义词,是通向情感的路口。这首先与我们所认为的德国人的性情是相矛盾的。[……]我觉得我们根本就不懂德国人。”(本内迪克特·拉佩尔:《话说欧洲民族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二○○七年版,49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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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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