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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年文学:阐释的空间依然宽阔


□ 房福贤

编前语:

  作为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十七年文学”以其政治性凌驾于文学性之上的显著特点成为当代文学史上浓重的一枚印记。建国之初的特殊历史现状造就了文学的盲从性特质,当高昂的革命热情和政治导向替代了本身的艺术追求与诗意境界,文学自然而然也就产生了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创作规则,尽管如此,一些优秀作家仍旧在努力坚持文学创作的艺术性特质,坚守文学艺术应有的价值追求。本期热点话题将研究视角重新聚焦于“十七年文学”,通过对这一特殊时段文本内涵的深刻解读,挖掘潜藏于政治意识形态范畴内的文学性特征,力求对五六十年代的文学创作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立体性阐释。

  房福贤的《十七年文学:阐释的空间依然宽阔》指出周立波的一些看似与时代政治非常一致的文学作品中,也常常蕴含着一种反讽的意味。他一方面努力地描写时代政治在农村的行进过程,另一方面又似乎有意无意地消解着政治生活的痕迹,这种矛盾性的表现说明文学是复杂的。文学现象的复杂性启示我们,对待“十七年文学”的研究与审视不能片面地进行简单化评判,对待其他文学现象也是如此;刘复生的《穿越历史的“青春之歌”》通过分析有关《青春之歌》的小说、电影、电视、歌剧等不同文本发现,不同文本内容与形式的改编,与其说是出于艺术性的考量,不如说是出于意识形态的需要,这样的改写,都深深铭刻着意识形态运作的痕迹。文本改编能否获得“艺术”上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也要看它们与特定的政治无意识能否契合以及是否与之保持适度的张力。这些文本之间相互演化转变的轨迹,为人们勾勒出当代观念史的变迁线索及其内在逻辑;魏李梅的《意识形态规范下的审美自觉》认为茹志鹃是一位有着相对较高审美自觉意识的作家。她的小说《百合花》以高超的叙述技巧讲述着另类的战争故事,带给读者别样的情感体验。正是由于叙事机制上的创新,使《百合花》成为当代文学的经典之作。这一事实说明,文学创作活动具有自身的规律性,即使是在非文学因素活跃的文化语境中,文学也会以不同的方式展现其独特的艺术魅力与价值。

  本栏主持:苏 敏

  十七年文学不是新时期学界的热门话题,但它也从来没有完全淡出人们的视线,每隔一段时间,它就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闹出点动静来。两年前,当有学者指出:“五六十年代的文学并非只有‘政治,二字才可概括”时,立刻就遭到了其他学者的反对,认为十七年的文学是一只“烂苹果”,虽然“还有一部分没有烂,可以吃”。由于各执已见,互不相让,甚至还有些意气用事(参见陈晓明:《再论“当代文学”评价问题》,《文艺争鸣》2010年第7期)。由此可见,作为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十七年文学并非如一些人所断言的那样只是一块无足轻重的鸡肋,它依然有着值得人们咀嚼的味道,依然有着广阔的阐释空间。

  新时期以来,有关十七文学的讨论不少,但却从来没有达成比较一致的共识,其所以然,我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人们太执着于进行主观化的判断。无论是肯定十七年文学的人,还是否定十七文学的人,都喜欢用自己的标准对复杂的文学现象进行简单化的处理,要么给予很高的评价,要么给予彻底的否定。但是,文学是复杂的,任何想以简单化的方式解决复杂的现象都可能导致判断上的失误。比如,无论是肯定十七年文学的人,还是否定十七年的文学的人,普遍认为十七年的文学是一种政治化的文学。但是,政治化的判断能够涵盖所有的文学现象吗?也许,在为政治服务的同时,文学也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消解着政治。以周立波为例,这个作家一向被认为是最具有政治意识的主流作家,三十年代就在上海参加了左联,以后又成为延安文学的代表,写出了《暴风骤雨》这样反映土改斗争的小说,建国后又完成了反映农业合作化的《山乡巨变》,但我们由此就可以认定,这个作家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政治作家,他的写作就是不折不扣的政治写作吗?显然,这样的认识是简单化的,事实上,周立波作为一个作家,其对政治、社会、人生的认识是复杂的,其写作也是复杂的。在他的一些看似与时代政治非常一致的文学作品中,却也常常有一种反讽的意味存在着,从而在生活与文本之间形成某种张力,为人们提供了不小的阐释空间.比如他创作于五十年代中后期的短篇小说《山那面人家》、《禾场上》、《下放的一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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