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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年文学:阐释的空间依然宽阔


□ 房福贤

编前语:

  作为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十七年文学”以其政治性凌驾于文学性之上的显著特点成为当代文学史上浓重的一枚印记。建国之初的特殊历史现状造就了文学的盲从性特质,当高昂的革命热情和政治导向替代了本身的艺术追求与诗意境界,文学自然而然也就产生了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创作规则,尽管如此,一些优秀作家仍旧在努力坚持文学创作的艺术性特质,坚守文学艺术应有的价值追求。本期热点话题将研究视角重新聚焦于“十七年文学”,通过对这一特殊时段文本内涵的深刻解读,挖掘潜藏于政治意识形态范畴内的文学性特征,力求对五六十年代的文学创作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立体性阐释。

  房福贤的《十七年文学:阐释的空间依然宽阔》指出周立波的一些看似与时代政治非常一致的文学作品中,也常常蕴含着一种反讽的意味。他一方面努力地描写时代政治在农村的行进过程,另一方面又似乎有意无意地消解着政治生活的痕迹,这种矛盾性的表现说明文学是复杂的。文学现象的复杂性启示我们,对待“十七年文学”的研究与审视不能片面地进行简单化评判,对待其他文学现象也是如此;刘复生的《穿越历史的“青春之歌”》通过分析有关《青春之歌》的小说、电影、电视、歌剧等不同文本发现,不同文本内容与形式的改编,与其说是出于艺术性的考量,不如说是出于意识形态的需要,这样的改写,都深深铭刻着意识形态运作的痕迹。文本改编能否获得“艺术”上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也要看它们与特定的政治无意识能否契合以及是否与之保持适度的张力。这些文本之间相互演化转变的轨迹,为人们勾勒出当代观念史的变迁线索及其内在逻辑;魏李梅的《意识形态规范下的审美自觉》认为茹志鹃是一位有着相对较高审美自觉意识的作家。她的小说《百合花》以高超的叙述技巧讲述着另类的战争故事,带给读者别样的情感体验。正是由于叙事机制上的创新,使《百合花》成为当代文学的经典之作。这一事实说明,文学创作活动具有自身的规律性,即使是在非文学因素活跃的文化语境中,文学也会以不同的方式展现其独特的艺术魅力与价值。

  本栏主持:苏 敏

  十七年文学不是新时期学界的热门话题,但它也从来没有完全淡出人们的视线,每隔一段时间,它就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闹出点动静来。两年前,当有学者指出:“五六十年代的文学并非只有‘政治,二字才可概括”时,立刻就遭到了其他学者的反对,认为十七年的文学是一只“烂苹果”,虽然“还有一部分没有烂,可以吃”。由于各执已见,互不相让,甚至还有些意气用事(参见陈晓明:《再论“当代文学”评价问题》,《文艺争鸣》2010年第7期)。由此可见,作为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十七年文学并非如一些人所断言的那样只是一块无足轻重的鸡肋,它依然有着值得人们咀嚼的味道,依然有着广阔的阐释空间。

  新时期以来,有关十七文学的讨论不少,但却从来没有达成比较一致的共识,其所以然,我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人们太执着于进行主观化的判断。无论是肯定十七年文学的人,还是否定十七文学的人,都喜欢用自己的标准对复杂的文学现象进行简单化的处理,要么给予很高的评价,要么给予彻底的否定。但是,文学是复杂的,任何想以简单化的方式解决复杂的现象都可能导致判断上的失误。比如,无论是肯定十七年文学的人,还是否定十七年的文学的人,普遍认为十七年的文学是一种政治化的文学。但是,政治化的判断能够涵盖所有的文学现象吗?也许,在为政治服务的同时,文学也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消解着政治。以周立波为例,这个作家一向被认为是最具有政治意识的主流作家,三十年代就在上海参加了左联,以后又成为延安文学的代表,写出了《暴风骤雨》这样反映土改斗争的小说,建国后又完成了反映农业合作化的《山乡巨变》,但我们由此就可以认定,这个作家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政治作家,他的写作就是不折不扣的政治写作吗?显然,这样的认识是简单化的,事实上,周立波作为一个作家,其对政治、社会、人生的认识是复杂的,其写作也是复杂的。在他的一些看似与时代政治非常一致的文学作品中,却也常常有一种反讽的意味存在着,从而在生活与文本之间形成某种张力,为人们提供了不小的阐释空间.比如他创作于五十年代中后期的短篇小说《山那面人家》、《禾场上》、《下放的一夜》等。

  《山那面人家》、《禾场上》、《下放的一夜》等小说,是1955年冬天周立波从北京回到他的故乡湖南益阳安家落户后创作。当时正是农业合作化运动掀起高潮的时候.这几篇小说也都与农业合作化有关。一般认为,他的这些小说具有鲜明的政治性,是社会主义的颂歌。但是仔细阅读这些文本之后就会发现,在他看似充满政治热情的文本背后,似乎总有一种有意无意地疏离、消解政治的意味。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他的小说常常有意无意地将具有政治代表性的人物边缘化,淡化其在小说中作为事件或情节的中心地位。将政治代表性人物置于小说的中心,使其成为矛盾冲突中的关键人物,是十七年文学的一个鲜明特色,但是用这样的标准看周立波的小说却不大适用。写于1956年的《禾场上》,是比较早地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小说,一般认为,这篇小说在极富诗意的乡土生活场景中,歌颂了合作化运动,是一篇非常成功的小说。不错,这篇小说确实有歌颂农业合作化的明确意图,而且为此还专门描写了一个重要人物,那就是县委派来领导高级合作社的工作组长邓部长。从小说的情节结构上看,邓部长应当是一个中心人物,为此作者还在小说中进行了精心的设计。首先,为了邓部长的出场,小说一开始先进行了一番铺垫与渲染:吃过夜饭,大家都来到禾场上歇凉,聊天。当人们聊到今年的收成时,邓部长适时地出场了。这个出场看似自然,其实颇有突出人物的意味。接着,邓部长在闲聊中引导农民自觉地说出了“不办社,哪一家也没得力量插这样多的双季稻”的话,并回答了有关高级社的问题,比如竹山人社的问题,坟山的问题。这当然是小说的主题。最后,当问题解决之后,农民们说起粗话时,邓部长“含笑起身告辞”,在平常中显现出他的平常。应当说,从结构自身来说,小说的设计是精致的,确实体现出了周立波在小说艺术上的成熟。但是,从内容上来看,邓部长的重要性就大打折扣了。首先,关于今年秋季大丰收的原因,对许多农民来说,更多的是天气的原因。脚猪子老倌王老二认为,今年好,明年也不差,他的理由就是:“古来传下一句话:‘要知来年熟不熟,单看五月二十六’,五月二十六日落大雨,出大太阳,都是好的,单是阴阴暗暗的天不好。今年这一天,出了黄火子大太阳。”所以,当他回答邓部长“晚季的禾苗如何”的问题时,他说:“蛮好蛮好.两季都好,明年也好。”即使是邓部长有意将丰收与办社联系起来,问大家“你们说,不办社,有这样吗?”王老五也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但从语境上看,王老五的回答似乎更像是一种口头敷衍,并没有表现出发自内心的对合作社的认同。其次,从邓部长跟农民的对话中可以看出,农民对高级社并不了解,也并不是太关心。当邓部长说如今这里要办高级社了,问大家是不是晓得了时,王老二问道:“高级社又是么子名堂呢?”这说明他对初级社也好,高级社也好,并没有多少认识,他最关心的问题是他死能不能埋在自家坟山里。当得知“做坟山的地可以留下,不必入社”时他就放心了。“我今年六十九岁,一霎眼七十,人生七十古来稀,阎老五点我的名了。我就是要留下这块地,埋这几根老骨头,别的事,都听你们后生子调摆,我都不管了。”王五堂客也只是关心是否可以砍竹子家用。这些都说明.在当时颇为重要的合作化问题,对有着切身利益的农民来说,似乎并不在意。如果小说描写的这些都是事实,只能说明两个问题,对农民来说,办不办高级社,是上级的事,他们没有任何发言权;对干部来说,办社是自然的,农民晓得要办,不晓得也要办。也正因为这样的关系存在,发生在禾场上这种对话,也就仅仅成了饭后茶余的闲聊,而作为中心人物的邓部长自然也就成了一个可有可无的人物了。事实上.既然这篇小说写得是日常生活中的一场闲聊,那么,一个普通的乡村干部,或者一个了解情况的普通农民都可代替邓部长,因为他所面对的问题,换成任何一个乡社干部或了解情况的农民都是可以解决的,而且可能解决的更好。或许作者并没有将邓部长这个政治人物边缘化的意图,但在具体的文本描写中,邓部长确实成了一个并不是非有不可的关键先生。如果一定要说这篇小说的关键人物是谁,毫无疑问,那自然是脚猪子老倌王老五,只有他才是禾场上的中心人物,是小说情节构成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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