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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北京文学》十五年


《北京文学》最早引起我的关注,是1989年。当时我就读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有在《北京文学》发稿的愿望。后因我写的三部都是长篇报告文学,所以三部均发在了《当代》。直至1995年,才与《北京文学》有幸结缘。1995年我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去徐州,认识了时任《北京文学》副主编的章德宁,于是在当年《北京文学》第七期“北京青年作家专号”上,刊发了我的中篇报告文学《人民拒绝假币》。关于此文,有两点需要提及,一是1995年的中国“假风”初起,不像今日“假风”猖獗,席卷全国,因此如何认识、把握、批判中国的“假风”问题,是个敏感而棘手的问题,搞不好是要惹“麻烦”的。但我的想法一开始便得到章德宁的支持,这给了我创作的勇气和信心;二是我原文的题目是《我们拒绝假币》,文章发表后被章德宁改成了《人民拒绝假币》。坦白地说,我是一个最不喜欢编辑改稿的作者(当然也是一个最渴望好编辑改稿的作者),尤其是题目,绝对不愿改动!但这个题目改得实在高明至极!仅二字之差,却妙不可言,乾坤颠倒,令我心悦诚服,欣喜不已!
  我与《北京文学》的第二次交往,是1996年。这年的第一期《北京文学》刊发了由章德宁策划、我主编的“纪实文学专号”。我要说的是,其一,《北京文学》素以刊发小说著称,专门拿出一期发纪实文学,尚属首次;其二,我非《北京文学》的编辑,却由我主编一期稿件,算是破例;其三,这期稿件不仅涉及当时最敏感的中国教育问题,而且还有当时最敏感的作者———曾经轰动一时、非议最大的《雪白血红》的作者———张正隆的作品。但稿件送交《北京文学》后,照发不误。这让我不仅感受到了《北京文学》开放的姿态和超前的意识,还感受到了《北京文学》敏锐的眼光与睿智的胸怀。因为当时触及中国教育弊端的作品《北京文学》是首发,除了智慧,还需要胆量。后来《北京文学》刊发了一系列颇有影响的有关中国教育问题的作品,并由此展开大讨论,对中国的教育改革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我与《北京文学》的第三次交往,是1998年初。我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863》再次交到时任社长兼执行主编的章德宁手上。《中国863》是国内第一部写高科技的作品,上至中央常委,下至国内一大批顶尖科学家,内容复杂而敏感,而且还是长篇!实话说,能否刊出,我心里没底。但章德宁看完后,很快安排在第四期刊发,而且占了整整一期的版面,还配发了评论及作者访谈。如果没记错的话,刊发长篇是《北京文学》迄今唯一的一次,这无疑需要承担很大的风险。幸运的是,后来《中国863》获得了鲁迅文学奖等全国六项大奖,足见《北京文学》之慧眼与胆量。
  我与《北京文学》的第四次交往,是2008年。这一年,中国举办奥运会,社长章德宁和执行主编杨晓升都希望我写一篇有关奥运会的稿子,我爽快答应了。可后来奥运会全国炒得一团火热,这一炒,我反而怎么也找不到感觉了;而有感觉的,又不能写,写了也白写。我为此非常痛苦,还完不成任务。但章德宁和杨晓升很大度,很体谅,说能写就写,不能写也没关系。此事《北京文学》估计早就忘了,可我这人答应了的事,是一定要兑现的,所以他们对作者越大度,越体谅,我越难受,越不好意思,至今心里还像欠了《北京文学》一笔债似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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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北京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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