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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艺术中的典型造像


□ 史宏蕾 伊 宝

  中国佛像艺术在历经了近一千年的传播和改革后,在五代、两宋时期出现了重要的转折,印度佛教中的佛传故事,佛本生绘画已不能引起信徒的兴趣。因此,新的佛教故事内容将代替它们,且印度的宗教艺术已经进入密教和印度教时期,中国的佛像艺术已呈独立发展之势。其中最为典型的观音、罗汉、弥勒等形象已脱离其原始的印度造像特色,在中国开始本土化。新的佛教造像变得更加适合中国人的审美观念,更能融入中国的道德、价值观念。
  与此同时,一些民间的佛像造型如济公、寒山及拾得等也进入了中国正统的佛像行列。经过这样的充实,中国佛像本土化得以最终完善,两宋的佛像艺术也至成熟阶段。同时,印度佛像的汉化,也证明了这一时期中国佛教和禅宗教义本土化的成功。
  另外,佛教造像经丝绸之路传入我国后,经过数朝演变,佛像的样式已完全本土化,已没有早期传入时的特点。其中变化最大的要数弥勒佛与观世音菩萨,这两尊造像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特点,为佛像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形象根据。
  
  一、弥勒造像艺术的演进与艺术特色
  
  佛教中讲三世佛统治世界,过去佛燃灯佛、现代佛释迦牟尼,弥勒佛是三世佛中最后一位即未来佛,现在还是菩萨,未升级成佛。对弥勒的信仰始于西晋,后东晋名僧道安(312~385)的《弥勒菩萨下生经》说他从兜率天下生此世界,继承释迦牟尼而成佛。虽传说并不具有实际的学术价值,但从其侧面可以看出弥勒佛在中国演化的端倪。迄今发现最早的弥勒造像为甘肃永靖炳灵寺169窟雕造于西秦的作品(约386~431)弥勒还是菩萨的形象。此后,北魏时在云岗和龙门石窟的弥勒也是交脚菩萨形象。由于弥勒是未来的佛,因此,在同时代的弥勒造像中,也有以佛的装束出现的形象,如新疆克孜尔和敦煌北凉(397~460)的弥勒。北魏后期的弥勒与唐代初年的弥勒极为接近现世佛释迦牟尼的造像,如浙江新昌南齐造的大弥勒像就身着佛装,头上也无天冠。唐代雕造的乐山大佛也是身着佛装、头上有佛螺髻的造像。
  此外,由于弥勒菩萨是印度佛经中的未来佛,在一些朝代的更替上,也有起义者以此为口号。如北魏延昌四年(515)的冀州僧人法庆率众起义时就是以“新佛弥勒出世”为号召的。武则天更是以弥勒自称,自诩为“武周当立”。许多著名的高僧名士向往的未来佛教归宿也是“弥勒净土”。如东晋道安、唐玄奘和白居易等,在临死时都是默念弥勒名号,这样做是为了灵魂能够进入未来的极乐净土世界。唐善导也是倡导净土宗的先驱,他曾亲自绘制净土乐园图四百幅。由此看出,在唐代,弥勒菩萨广受崇拜,就国内关于弥勒的大型造像而言,十米以上的大弥勒佛的造像有甘肃武威天梯山,云岗第5、17窟,敦煌石窟、甘肃永靖炳灵寺、新昌大佛寺等巨型雕塑。因此,印度佛教中的未来佛弥勒菩萨在中国的地位仅次于佛释迦牟尼,他已成为中国民众、文人高士竞相崇拜的偶像。由此可见,由于佛教传入中国时,多在上层社会活动,直接或间接地为封建王朝服务。在一些下层民众看来,释迦牟尼是保护王朝利益的,所以他们感情和思想转向了弥勒菩萨,祈望“弥勒下生,恒为导首”(参见《金石汇编》卷三四)。在五代、两宋时期的佛教流变中,弥勒菩萨像能够迅速转化成为典型的佛造像,是佛像艺术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佛教信徒寻求归宿的最终抉择,同时又是一些人取代封建王朝的宣传需要和政治需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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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文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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