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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托邦与传统:永远的徘徊


□ 汪丁丁

  布劳代尔(Braudel, OnHistory)把人类历史看成是人们为改善生存状态所做的不断突破物质和精神的历史局限性的努力。这个看法反映了“人”的“存在”所包含的一个最根本的紧张关系(或“张力”):由对未来的幻想所激发的改造现状的欲望。这就产生了指导人们行为的两个基本思路(approachment)。一个是基于现状的,对未来可能实现的各种状态的思考和评判。一个是基于未来的,对现状实行改造的各种计划及其评判。前者是基于“传统”的思考,后者是基于“乌托邦”的思考。人的存在,决定了这两种思考都是必要的,有助于人的升华的。
  动物,以及其他生物,它们的进化是基于传统的。老鼠在演进过程中发展了远较人类为迅速的找到走出迷宫的道路的能力(KarlPopper,SelfandItsBrain)。但是人类发展出了基于极少的经验就想象出丰富的未来世界的能力。狗有梦境,可惜我们不知道这种梦境是什么样子。我们知道人的梦境可以是奇妙的、想象中的世界。可惜至今我们对人类梦境的意义及其与现实世界的联系还停留在弗洛伊德的时代,无法为传统与乌托邦提供微观心理学基础。这里要讨论的也就只能是一些经济学、政治学和科学哲学方面的观察。
  在经济学里,作为经济学基础理论的,“一般均衡”是一个基于乌托邦的理想状态。在这个状态里,所有的人都认为进一步的改善是不可能的。经济学家们有一个想象中的一般均衡世界,完全竞争的市场,清楚界定的产权,所有的人都仅仅追求“净幸福”(幸福减去所付出的痛苦)的最大化,自然资源和技术,科学与知识,如果这些条件都是固定不变的,那就存在至少一个“一般均衡”状态。每一个这样的一般均衡都表示着“无法进一步改善任何人而不损害其他人”的状态。这个理想状态就是主流经济学家们所定义的“有效率的经济”。当他们谈论现实中某一经济安排“没有效率”时,他们的意思是相对于一般均衡状态的“有效率”而言的。例如著名的美国“反托拉斯法案”所据的理由是垄断情况下总的产量比完全竞争情况下总的产出量少。而假定了完全竞争下的产量是有效率的,所以垄断情况下的产量就是没有效率的。也就是说应当有更多的资源被用于生产该种产品。但是这种乌托邦思路在实行的时候遇到很大的困难,因为没有人可以观察到一般均衡状态下每种产品的产量(如果可以知道的话,中央计划经济就可以有效率了)。所以在实施反垄断法时,政府官员和法院主要是根据经验来判断。失去客观标准的执法过程会产生官员和特殊利益集团的寻租活动,腐化,及其他弊病。所以芝加哥学派的工业组织理论在八十年代以后常常对“反垄断法”表示怀疑和反感。
  另一种思路,基于传统的思路,是所谓“伯累托改善”。从现状出发,寻找可以改善的方向。这种方法在实行中依赖于人们的创新精神。它的基本理论是,如果从改变现状中受益的人们得到的总的好处大于在改变中受害的人们付出的总的代价,那么受益的人们可以与受害的人们谈判补偿他们付出的代价。这样大家可以达成使所有人都得到好处的改革的协议。这个理论的有效性取决于一个基本假设:受益人的一部分幸福可以转让给受害人。虽然许多种“幸福”可以在人类当中转让而不会改变性质,但仍有一些例外。“爱情”是很难转让的。一个人的痛苦往往不会因为其他人放弃一部分幸福而消失。而且,人们对幸福和痛苦的程度有不同的判断,一个幸福的人就算是把造成幸福的全部资源都转让给一个自认为痛苦的人,也不一定会在后者心理上产生相等程度的幸福或相应减少的痛苦。通常经济学家谈论的可以转让的幸福,只是那些可以用“钱”来衡量的东西,例如“收入水平”,“税率”及各种“实物”。不论如何,在近似的意义上,“伯累托改善”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因为它的好处在于,社会至少不会变得更坏。这是一种渐进的、试错法的寻优过程。它并不保证达到“最优”,它只确保逐渐的改善。这是服从“进化论规律”的一切生物演化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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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1995年第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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